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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年头，但其影响仍在一般青年学生中流传不息。公车上书、六君子就义等等，仍是学生们经常议论的话题。尽管上海等地鼓吹反清革命的书刊已在流传，而风气闭塞的山西，就是在知识分子荟萃的学堂里，人们的口头禅仍是“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之类已经过了时的口号。然而，即便这些口号，对阎锡山来说，也是前此未接触过的东西，因而颇具吸引力。从以后的一些言论中，不难看出，他在政治上曾一度仰慕维新派的主张，比如他多次谈到清政府，“当维新而不维新”以致“丧失帝业”。这说明他当时在思想上是主张维新变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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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习武　公派留学日本

阎锡山在武备学堂学习的三年，正是清政府为挽救自己的统治实行所谓“新政”的头三年。学习三年届满，又正是清政府增加公派留日学生学习军事的起始年。从这时起清廷每年派百人左右到日本学习军事。为了响应这一“新政”举措，山西巡抚决定在山西武备学堂选拔20名学生赴日学习军事，其中3名由清朝政府资给公费。选拔工作当然只能以在校成绩为依据。经过甄选，入选名单中有阎锡山，而且阎锡山、姚以价、张维清三人为清政府公派的公费留学生。

武备学堂赴日20名学生分别是：阎锡山、张瑜（五台县人）、黄国梁（陕西洋县人）、温寿泉（洪洞县人）、乔煦（阳曲县人）、金凤巢（山东人）、顾祥麟（江苏人）、焦滇（忻州人）、张维清（阳曲县人）、张呈祥（赵城县人）、王宝善（阳曲县人）、武滋荣（汾阳县人）、焦纯礼（忻州人）、郭建康、田国琛、李大魁（洪洞县人）、李伟旃、马开崧（浙江人）、姚以价（河津县人）、荣炳（阳曲县人）、王芝芬。

得悉儿子要负笈东瀛了，阎书堂好生欢喜，而更兴奋的是阎锡山的祖父阎青云，他翻箱倒柜找出五台人清代大学问家徐继畬所著的《瀛寰志略》，要爱孙浏览掌握，要求他通晓世界大势，明了时代潮流。

回过家乡，告别邻里，再返省城，准备出发之前，山西省巡抚衙门包括巡抚张曾扬、布政司、提法司、提学使和一名道台所谓五大宪（抚台、藩台、臬台、学台、道台）一概到场，召见这20名赴日留学生，并向他们谆谆训诫，满堂灌输一些效清忠君的话，大意是：“朝廷资送你们留学日本，你们就应该专心学习，以图报效。千万不可接近大逆不道的革命党人，听信邪说，误入歧途！”　并对革命领袖孙中山大肆诋毁。

可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阎锡山到了日本以后，很快就走上了与五大宪训示相反的道路。

阎锡山一行由候补知事吴春康充任监督带领，从太原起身，途经石家庄、北京、天津，坐过正太、平汉、北宁三条铁路线的火车，在天津登上日本轮船，负笈远游。沿途所见所闻，使他感慨万千，他不时点头感叹：

人家船上的员工做甚务甚，谦虚和蔼，人少事理，与我们中国人的做甚不务甚，骄横傲慢，人多事废，显然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对照。

所以，当他抵达日本之初，脑海中便经常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国小而强，中国国大而弱。以后日久，他从书刊上看到有关报道清政府愚腐的事情渐渐多了，才深深感到清廷*无能，委实误国太甚。

阎锡山抵日本未几，日俄战争爆发，两国为争夺在中国东北权益，竟在中国领土上开战，清廷反而腼颜宣告中立。这一桩大事，给留日中国学生很大的刺激。有一天，阎锡山翻阅保皇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日本创刊的《中国魂》，他看了又看，从康梁等人的尽情揭发中，他彻底知晓了清廷的无可救药。但是他对康梁一派提出的救国主张，却认为“断难有望”，于是他愤愤然将保皇党编印的书刊，往字纸篓里一丢，说：

“保皇党怎么能救中国！”

从这一刹那开始，阎锡山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出国前所谓五大宪千叮万嘱的“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的告诫，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他立定志向，决心投身推翻清朝*政府的行列。

对于这段经历，阎锡山以后仍记忆犹新，他在1956年撰写的*中作了如下记述：

至日本之初，虽对日本何以国小而强，中国何以国大而弱，不断在脑中萦回，然因临行时清官吏之言犹在耳，仍存心拒与革命党人往来。但逐渐由所听到的话与所看到的书中，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特别是有一天偶尔翻阅保皇党书刊之《中国魂》，益谂知清廷之*无能，清官吏所吩咐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的话，至是在我脑中全部消失，遂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