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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墙壁上，以警示民众：“治病要在人未亡之前治疗，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

《马关条约》以后，中国实际上已经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社会，救亡无可争辩地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所以阎锡山的警示，在当时对唤起山西人民的救亡意识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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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义前兵运　初军权（1）

1909年4月，阎锡山等绕道朝鲜回国。这一年，恰恰是革命事业极端困难的一年。从1906年到1908年，孙中山和黄兴连续多次发动反清起义，都失败了。海外经费告竭，筹款困难，党内争端迭起，内部陷于分裂，许多革命党人意志消沉。而清政府收买人心的预备立宪活动，却搞得热热闹闹，各地咨议局纷纷成立，立宪派大造舆论，动辄拉上几万、几十万人签名上书，摆开队伍轮流伏阙请愿，看上去颇有气势。相形之下，革命党人却大有冷清寂寞之感。《民报》早被封禁，孙中山在所到的邻国都遭驱逐，被迫远走欧美，虽然极力鼓动人心，图谋再举，但这一年内竟组织不起一次反清起义。在革命处于艰难之岁，阎锡山瞻望形势，观察风色，认为革命党人要掌握兵权，有必要选择一条缜密稳妥的路子，那就是在下层搞兵运的同时，也要做上层的工作。

阎锡山一回到山西，被安排充任山西陆军小学堂（1906年由武备学堂改称）教官。与他同期回国的温寿泉被安排在山西大学堂任兵学教官，张瑜、马开崧、李大魁等同盟会员以及黄国梁、姚以价等革命的同情者被分配到山西陆军督练公所任教练员。由于训练有方，三个月后，阎锡山升任陆军小学堂监督（校长）。按说他的升徙是很快的，但阎并未满足。为了使回省搞兵运的同盟会员不致于因工作分配而涣散斗志，更为了求得实际掌握兵权，阎锡山进行了多方活动，目的是要直接跻身军界。

阎锡山首先瞄准山西新军协统姚鸿发。姚不仅是他的顶头上司，而且根深腰硬，其父姚锡光，官居清廷陆军部侍郎（次长）。阎锡山积极和姚拉关系，甚至为姚出谋划策，于是逐渐博得姚的信任。

其次，阎锡山还利用他父亲的关系，紧紧拉拢山西省咨议局的议长梁善济。梁善济是山西崞县人，清朝翰林、立宪派在山西的首脑人物，与当时的山西巡抚丁宝铨关系密切。虽然在政治上说，立宪派同革命党是互相对立的两派，但阎并未拘泥于这种政治上的约束，他一面利用旧关系，一面又利用梁的秘书邢殿元在梁面前褒扬，逐渐取得了梁善济的好感，并通过梁取得了巡抚丁宝铨的信任。

正在此间，1909年11月，北京清政府陆军部召集由日本归国在各省服务的士官学生举行会试，拟按成绩分别录用。这客观上为革命党人中从事兵运工作的人员汇集北京互通情报，提供了一个大好时机。同盟会的不少中坚分子，如江西的李烈钧、四川的尹昌衡、陕西的张凤翙、云南的唐继尧等都参加了会试。山西参加会试的有：阎锡山、温寿泉、黄国梁、姚以价、乔煦、马开崧、顾祥麟、武滋荣、王宝善、张维清等。同盟会会员聚首谈心，相互介绍了各地同盟会分会的情况，特别是在军队中开展工作的情况，并对起义时如何相互联络策应的问题进行了研讨。通过这次会试，更鼓足了各省革命党人兵运的勇气。

会试结果，阎锡山名列上等，被赏给步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的军衔。另外，温寿泉名列优等，被赏给炮兵科举人，并授予副军校的军衔；黄国梁、姚以价、乔煦、马开崧、顾祥麟、武滋荣、王宝善、张维清、焦纯礼等，被分别赏给步兵、马兵、轻重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的军衔　。　。　想看书来

一、义前兵运　初军权（2）

在清朝时期，能中举人，确实是很大的功名，但这时的举人和通过八股文考试取得举人名分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次会试是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之后举行的，是针对日益增多的留学生专为留日学生举办的，是为了鉴定学军事学生的学习成绩。而对同盟会会员来说，名分是次要的，主要是为了重新聚首，商讨起义大事。不过，这一无关紧要的举人名分客观上对同盟会员兵运工作是有利的。会试之后，清廷陆军部发出了新军协统以下军官须以学生或带过新军者充当的指示，这就为同盟会员担任新军领导职务开了方便之门。

山西编练新军始于1902年，到1909年12月才经陆军部编定为暂编陆军第43协（旅），下辖第一标、第二标。统归山西督练公所指挥。协统领（相当于现在的旅长）是阎锡山已认识的姚鸿发。两标标统分别为齐允（满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