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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士兵，工作成绩非常出色。1955年6月温寿泉、黄国梁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1911年间，姚鸿发向黄国梁、阎锡山提出整理军队的计划，商定从两标内挑选优秀士兵，成立一个模范队。又因老兵巧于规避，不便教练，难于整肃纪律，须将当兵年久的老营混子，逐渐淘汰，招添新兵，即决定要实行“旧兵退伍，补充新兵，教育一年”的做法。在同盟会方面，却趁此建立军事运动的基本队伍，并运动到王嗣昌、张德荣（均同盟会员）任一、二两标的模范队长，更在社会上发动有志青年多人，入营当兵，如杨彭龄即由组织决定下营盘当兵，深入兵棚做兵运工作的。

可是，在旧兵的处理问题上，出了重大问题。因为旧兵中有许多人已是同盟会员，而且不少是正目（班长），如果听任这些人流散社会，对革命将是重大损失。在老兵来说，退伍即是失业，所以都不愿离开部队。杨彭龄将此情况报告南桂馨，南又汇报阎锡山。阎说：“已经决定的计划，不易更改，只有我们另想办法，或者把裁下来的人，设法安插到巡防队（旧军）里。”南不同意这种做法，决定另行商讨。最后他们决定筹集几千两银子，到绥远后套购地，建设农庄，把退伍旧兵安置在那里从事生产，使他们生活有保障，而不致于分散，一旦有事，集中起来就是一支可观的力量。同时阎与南还决定，在太原到后套农庄的路上，沿途开设旅栈，安置一些旧兵，作联系工作。南桂馨把这些决定告诉杨彭龄，杨再转达各营连的退伍老兵，大家都表示赞同。

1911年10月6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五日）经与阎锡山商定，借中秋节之机，由同盟会员南桂馨、杨彭龄、王嗣昌、李成林、杨沛霖等出面，召集第85标第1、2两营准备退伍的正目王泽山、王致嘉、郝富珍、高永胜、于凤山、刘得魁、柳殿魁、谢得之、梁俊王、马孔青、魏斐然等，以及两营营铺经理和准备退伍的老兵共80余人，在太原城内察院后德盛园饭店，歃血饮酒，以“从事革命、誓不背盟”为誓词，宣誓结盟，等待遣散命令宣布后，即按计划分头行动，一旦有事，或闻讯集中，或就地响应，总之以继续革命为目标。不料集合后四天，即爆发了武昌起义。姚鸿发不敢宣布遣散计划，害怕因此促成事变。但同盟会却借此机会，团结了很多正目和士兵，激发了他们同仇敌忾的气概。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起义的骨干分子，有的甚至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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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义前兵运　部署起义（1）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告捷，各省纷纷响应。首先响应的是湖南和陕西（同一天），其次响应的是江西（10月23日）。江西起义对山西影响不大，大者是与山西有地缘关系的陕西起义。陕西同盟会员景梅九、井勿幕等联络会党和新军起义，建立陕西省政府后，推新军队官、铁血丈夫团成员的张凤翙为都督，并由井勿幕率领起义军渡河攻入山西，切断清廷与西北的联系，也从侧面威胁到清廷在山西的统治。

这时，山西也和全国其他省份一样，围绕政权问题存在着三种政治势力的角逐：

第一种势力是清廷在山西的统治力量。这种势力的代表者，当然是最高官座巡抚。1911年6月巡抚丁宝铨因“交文惨案”被开缺后，由顺天宛平县人，时任江苏布政使陆钟琦（进士出身）调升。巡抚衙门有：布政使王庆平，分管财政；提法使李盛铎，分管司法；提学使骆成骧，分管教育；劝业道王大贞，分管实业；巡警道连印，分管治安。统称六大宪。巡抚能指使的军队主要是由绿营改练的巡防队和新军，但新军基本上已由革命党人掌握。巡防队有三路：前路巡防由太原镇总兵统领，驻临汾，担任河东及上党地区各州县的防务；中路巡防由大同镇总兵统领，驻大同，担任韩信岭以北，外长城以南的防务；后路巡防由绥远将军节制，担任口外7旗的防务。另有太原抚标，即巡抚卫队。各路巡防队，原则上每路7旗，每旗300余，共约2000人。

第二种势力是立宪派。立宪派以省咨议局局长梁善济和督练公所总办姚鸿发为首。他们企图以“和平让渡”的办法抵制革命。他们商定一面劝陆钟琦自动交权；一面又联合直接掌握军队指挥权的人物，自然也联系到了阎锡山。

第三种势力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主要依靠新军。虽然新军第43协统领是谭振德，但标统以下军官多数是同盟会员或革命的同情者。第85标三个营管带依次为白文惠、姚以价、熊国斌，前二人同情革命，只有熊国斌反对革命。第86标三个管带依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