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第2/4 页)

，首先成立了3个警备队（队相当于团），后又陆续扩大到11队，还编练了马队4营，建成了一支足以与阎锡山相抗衡的武装力量。其次，他还不断派其警备队向阎锡山的督署挑斗，使太原城内风声鹤唳，几成草木皆兵之势。另外，金永还不断试探阎锡山是否忠于袁世凯，特别是在他得知袁世凯有帝制自为之意后，更加强了对阎锡山的戒备和监视。在搜刮民脂民膏方面，金永利用其手下的人，或借口私藏枪械，或诬为图谋不轨，任意没收商户与富户的财产，以饱私囊。同时，他以彻底清理全省财政为名，广设征收厘税捐的局卡，巧取豪夺，将盘剥来的大量钱财报效袁世凯北洋军阀政府。在金永的残暴横行之下，当时的山西暗无天日，民不聊生。

金永祸晋期间，阎锡山为了取信于袁，保住自己的权位，对袁世凯派来的打手金永采取了以屈求伸的韬晦策略。　公开场合丝毫不去得罪金永，而且在金永面前，假装无能，故意显示自己对权利不感兴趣，以使金永把他认作是庸碌无能之辈，容易对付，不足为虑，只是在暗地里进行了一些斗争。如他暗嘱平阳镇守使董崇仁与金永的警备队统领相对抗。董与金永均与袁世凯有旧，因而互相向袁攻讦对方等。对于金永滥捕滥杀革命党人，阎锡山表面上也不敢稍予反对，仅施暗里保护。据南桂馨回忆：“此时，正在赋闲的原督署军马处长杨彭龄，甚为金永所注意，岌岌可危。阎令我转杨，请他离省回鲁，并由阎助资五千两遣行，始免于难。”　又有一次，金永开了一个过去曾参加革命的名单，内有谷思慎、续桐溪、弓富魁等30余人，让阎扣捕，交他审讯，阎于扣捕之前，密告了这些人，让他们先行逃走。阎锡山对于金永的威慑和监视，则采取忍让的态度。他对金永编练扩充警备队，明知是分他的军权，不仅取放任的态度，而且还对军事故作漠不关心之状，一切委托军政司司长黄国梁处理。阎锡山在部属向他请示军事问题时，照例的回答是“找绍斋（黄国梁的字）去”。　这样，久而久之在太原出现了只知有黄国梁，不知有阎锡山的怪现象。这就使金永认为阎锡山不过是无能之人。同时，阎锡山每谈到袁世凯时，总是恭顺备至，更使金永认为他是忠于袁世凯的，没有什么异心。阎锡山这种工于心计的作法，在很大程度上瞒哄了金永。阎锡山对于金永的横征暴敛，更是听之任之。因为金永这么做的后果，只能激起人民对他的不满和反抗，而这正中阎锡山的下怀。

阎锡山对金永采取的这种以屈求伸的策略，既得袁世凯的部分信任，牢牢掌握住了山西的军事大权；又使金永认为他平庸无奇，因而更为放肆妄为，使人们将所有怨恨均集中到金永的头上，以致在袁世凯一死，金永不得不马上逃离山西，从而为自己兼摄民政大权创造了“伸展”的条件。

二、媚袁固位　佯裁晋军

太原辛亥起义后，山西虽将原新军两标扩充为四标，但因抗击清军损失了大半。阎锡山北逃时，随他到绥远、包头的军队仅1000余人及吴禄贞余部数百人。他在组建起都督府后，即着手整编军队。他仿效日本的陆军建制，将这些七零八落的军队暂编为1个师，以孔庚任师长。这一个师的军队，大部驻省城太原，部分卫戍汾阳、平定及黄河沿岸。另在山西南部重镇临汾设晋南镇守使，辖步兵一个团；在北方重镇大同设晋北镇守使，辖步兵1个团；在潞泽辽沁上党地区也设镇守使，驻长治，辖步兵1个营。阎锡山通过这次整编军队，使山西军队趋于正规，既增强了战斗力，又便于掌握指挥。

在整编军队的同时，阎锡山为了让军事干部平时多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并储备军队干部，于1912年底成立了将校研究所，以阎锡山的老友赵戴文任所长。所内集中了整编军队剩余的军官100多人，分编成4个队。

另外，为防止下属军官尾大不掉，阎力主缩小他们的军权。师长孔庚在1913年率军征蒙后留驻包头。他与副总统黎元洪是同乡，为了造成私人势力，曾到北京多方活动，欲取得黎的支持，期安插自己的旧同事和同乡当军官。阎锡山认为孔庚有他意，开始逐步压缩孔的兵权。

通过上述活动，阎锡山在晋军中的地位逐渐巩固，按常理，晋军应呈发展趋向。但阎锡山为迎合袁世凯削除异己的心理，却在1914年开始主动要求裁减晋军。这实际上是把裁减军队作为保位的手段。

因为二次革命期间，阎锡山以“卫境防蒙”为名，增添的第12混成旅，立即引起了袁世凯的注意。多种迹象表明，袁已多方提防晋省扩军。二次革命的失败，造成了袁世凯的势力迅速膨胀，气焰极为嚣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