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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吴佩孚率领残部两千余人南下。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吴军主力基本被歼而告结束。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之初，阎锡山表面上仍取观望态度，“于纷乱之中，持保境安民，促缩短战期。不发权利之言，不发夸大之言，不发强硬之言，不发一偏之言。并提倡公平内政，均善外交；改造须本国情，不可偏趋时潮。”　但实际上已经倾向于附段联孙倒直。据南桂馨回忆：

“在三角联盟与新直系对峙及布置之际，孙中山使张继以私人名义，函达阎锡山、赵戴文及南桂馨，大意以同盟会的旧关系，要求晋方协助，使孙中山北伐得到成功。而段方亦派温寿泉回晋联阎倒曹。阎锡山感到京保两派的骄横诡谲，自己受到压迫，实所不甘，已决定附段，于是对张继所请，乐得顺水推舟，慨允如命。但阎不出名回复张，而以赵、南两人名义各复一信。赵函大意：孙先生此次参加北伐，同志无不欢欣，自当尽力相助。南函大意：协助孙先生北伐，乃是北方同志的素愿。山西数年来保境安民，励精图治，模范省之名，中外皆知。而在广东同志，优容反晋分子，疏远起义的旧同志，未免使晋方同志有所寒心等语。两函均阎亲拟，令其秘书缮发，交由张继来使带回。”

二、宣称“保境安民”　联段、联冯与出兵石家庄（2）

尽管如此，战初阎锡山仍不动声色，以表面文章，对双方均虚与应付，并不贸然采取反直行动。

9月21日，直系的苏督齐燮元来电商借子弹百万粒，被阎锡山托词婉拒。

直至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反直的北京政变时，因大局尚不明朗，阎仍仅以“礼让为国”、“化干戈为玉帛”等词为周旋，不作明确表态。

北京政变后，阎锡山本着“认清对面，才能与对面处，了解了周围，才能在中间站”的一贯行事准则，一面暂取中立的姿态，不得罪任何一方，一面暗派台寿铭、田应璜、梁航标，分别到皖、奉、直各方探听情况。台寿铭到京、津后，利用自己与段祺瑞、冯玉祥均是安徽同乡的关系，很快与段、冯取得联系，并了解到段将出山主持国政和冯发动“北京政变”的背景。阎锡山估计到直系军阀要失败，又认为段祺瑞出山对自己大为有利，才在10月下旬决计公开联冯、拥段，出兵石家庄参加倒直军事。

据南桂馨回忆，关于出兵石家庄，阎锡山与段祺瑞有约在先。南说，温寿泉受段之托回晋联系倒曹时，“段对阎的具体要求是出兵石家庄，截堵吴佩孚所部，不使通过石家庄。阎虑兵力单薄，犹豫未定。迄直奉开战前夕，吴佩孚在四照堂点兵后，发表各路出兵番号，阎知洛阳留守部队不多，后继无力，乃允段的要求，始由温寿泉回京复段照办”。

于是当10月26日冯玉祥电请阎“速派劲旅驻扎石庄，以资堵击南来之反对军，则和议可告速成，同力合作，国事攸赖”时，阎便欣然以“敝处军队已自有日起陆续开赴石家庄，惜正太路轨窄车小，全部急切，尚未能悉数到达耳”复之。　并于11月1日正式向石家庄出兵（《阎锡山评传》载出兵时间为10月28日），截断京汉铁路交通，阻止直系援军北上。

出兵石家庄，是晋军自1917年入湘作战失利之后，首次出省作战。它标志着阎锡山几年来一直为之标榜的“保境安民”，晋军不出省一步“宗旨”的终结。

出兵石家庄，是阎锡山经过反复权衡才做出的决定，故而尤其予以重视。最先，以第3混成旅旅长孔繁蔚为总指挥，“所率部队有：第三旅黄金桂部，第四旅谢濂部，第五旅刘树藩部，第七旅龚凤山部共六、七千人（为虚声势，称团为旅）。孔繁蔚到石家庄没有多久，阎锡山怕他威信不足，又改派晋南镇守使张培梅以山西左翼军总司令前往指挥。”

关于出兵石家庄的作战原则，阎锡山在给总指挥张培梅的电文中作了如下规定，“不准我军先开仗，是此次本军之宗旨，已与各方宣布。且本督军现正与各方周旋和议，我军若攻入，则我计穷矣。”　以此为宗旨，阎锡山暗示张培梅，“只可吸取增灶故智，虚张声势使敌望而生畏，不敢北越雷池，即足以应付段方；损兵折将，虽胜不取。”

晋军到达石家庄后，分别布防于定县以南，京汉路沿线附近地区。首先于10月29日在石家庄以南袭击了北上增援的湖北直系军队，并解除了这部直军的武装。紧接着又于11月1日解除了从河南北上增援的一部分直系军队的武装。

开入石家庄前线后，一些部属对总指挥军令有所不从，号令难以统一。总指挥张培梅历来治军严厉，为整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