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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统治区缩小而减少或停止。因此，晋钞日益贬值，不仅广大人民极为不满，而且阎手下的一些高级军政人员也致函蒋介石，指控晋钞“出境不如废纸，民众确有不愿使用情事，卒以拒用，必遭杀身之祸，用之则有饥毙之虞”，“官兵在物价无止境飞涨之下，陷于无法生活之困境，因食不饱，营养不良，逃者死者，随日而增，抗战前途，十分可虑。”

在各方的压力下，阎锡山于1940年7月底，停止印刷晋钞。然而，此时已印行7788万元，　其数额相当于国民党政府核准500万元的15倍。

由于晋钞根本没有准备金以维持纸币价格，它的价值缺乏必要的物质保证，一旦大量印行，势必导致通货膨胀和金融秩序的紊乱。

为了挽回晋钞过剩引起的危机，阎锡山被迫下令回收晋钞，通令各县把“调整金融，稳定省钞价格”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他除限制流通在解放区的省钞回流之外，还请求国民党政府拨款回收省钞，但蒋介石未予应允。

当时，阎锡山采取了两项回收省钞的应急措施：

（一）田赋折收：以1939、1940两年欠赋及1940年一部分田赋，每石粮银折征抗战时发行的单元省币70元、或10元、5元省币200元。抗战前发行的“新省币”（即1932年撤收旧省币时所发的新省币）及铁路银号发行的纸币（流通在晋西阎管区的），尚为人民通用者，不分大小，一律按70元折收，垦业、盐业两银号所发行的纸币按200元折收。

（二）大烟土撤收：1940年秋，甘肃土商以国民政府严令限期禁售大烟，已届期满，要焚毁其所存的大烟为名，请准甘肃省政府发照，将所存烟土15万两，运往山西日伪占领区销售。当烟土运至西安，土商认为敌占区人地生疏，恐被敌伪抢劫，遂找阎锡山的“垦业商行”住西安负责人王天培（曾在绥远买过甘肃土商的烟土），愿将这宗烟土廉价卖给山西，商定每两法币12元，分3个月付款。王天培一时拿不定主意，适逢王尊光从四川回前方，路经西安，两人协商敲定了这宗生意。烟土运回克难坡后，阎锡山灵机一动，何不用此项烟土撤收省钞？当即决定以每两烟土300元的价码撤收省钞。

此举颇为有效，以180万元法币的烟土，顺利回收省钞4500万元。加上田赋折收，阎锡山共回收省钞6000余万元（由随部办事处装箱保存，1944年向吉县转移时全部烧毁），基本上稳定了统治区内的金融秩序。所余1000余万元则流落在晋东南、晋西北，分散在解放区人民手里。

按常规而论，金融秩序的恢复即可告一段落，可是，阎锡山却另有打算。他于1940年7月，以“为中央统一印制，防止敌伪套换外汇，打击敌伪经济侵略”为名，向中央财政部提出“整理晋钞”方案，建议“最好由中央另行新券，发交本省新组银行发行，并由中央照法令派员监理之，将原发流行各钞兑回”。要求在将新旧省钞分别整理后，如若能给另拨新券5079万余元，“即可将原发新旧省钞，悉数收清”。阎锡山还派代表邱仰浚驻于重庆，专门督催。

二、殚精自固（9）

中央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为此专门复函致蒋介石，明确指出“现在流通中之晋省四行号钞票，既系晋省府所发，自应责由该省府负责整理。”所以，“整理晋钞日前妥善办法，惟有任其自由流通，而在晋钞停止发行以后，数额既有一定，市价当可逐渐提高，一面巩固新银行所发钞票信用，以为永久之计”。这样，阎锡山想通过“整理晋钞”趁机向国民党政府索要一笔资金的计划，付之东流。

抗日爆发后，各路大军云集山西，仅山西省用款及垫支中央各军的军械弹药等款项，至1937年10月，已超过1000万元，无疑给山西的金融周转造成一定困难。确实需要相当的周转资金，以维持金融机制的正常运转。阎锡山在中央准许的情况下，印行部分晋钞，亦属正当的金融活动。所失之处是，他不听国民政府财政部“妥慎发行”500万元的规定，超额发行达近8000万元之巨，人为地造成通货膨胀。以后他又“亡羊补牢”，回笼纸币，对稳定阎统区财政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给解放区的金融造成了一定的混乱。阎这一发一收，对他自己来说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实际上，他从中“赚”了相当一笔经费。自从1939年初发行新钞之后，阎锡山采取“搭配”的办法，将半数以上的晋钞作为军饷、薪资下发，而将中央所发之法币节存下来，并且，用晋钞在敌区套购小麦20000石。阎正是通过增发晋钞，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