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部分(第2/4 页)

”是一种累进办法。例如，如果亩产量1石的土地为粮银7厘，而年产量2石的土地，粮银就不只是1分4厘，而是1分8厘或2分，亩产量越高，累进数越大。

阎锡山在晋西实行田赋征实的政策，每两粮银的负担是征一（石）、购二（石）、附加三（石）、马料四（斗）、村摊粮五（斗），这尚不包括临时摊派。

“兵农合一”推行两年多的时间，共划份地156385份，编耕作小组151685组，共抽常备兵70190人，把176520个国民兵和编入耕作小组的65万多男女老少，　全都束缚于土地上。

如果说“兵农合一”提出时还有解决兵源和军粮，维持抗战的一面的话，那么，它的实施则完全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进行强行统治的基础上的。在“兵农合一”制度之下，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原规定田赋征购和省、县、村摊粮、抗战负担30％；地租；种子肥料一切铺垫15％；余粮50％。可是优待粮花、马料、民调粮等均未计算在内。实际上一份地的负担超过50％（高者达80％）。例如孝义县一、二区，每亩产量最高者小麦1官石2斗，最低者4官斗，平均约为8官斗（240斤）。每亩粮银9分4厘，假定每份地60亩，共计粮银5两6钱4分，应纳田赋、地租、随赋负担、及调节购粮麦或米1官石，每两7石3斗，每份地共41石1斗7升2合。再加每份地饲料3石3斗，种子1石9斗5升，共计46石4斗2升2合。按平均产量8斗计，每份地若收粮48石，除去负担费用，所剩无几，仅可余粮1石5斗7升8合。　如果产量达不到平均数，则再无余粮，或者入不敷出。

对于这一切，阎锡山心里十分清楚。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阎锡山为了慰藉晋西人民，特颁发布告，豁免田粮。布告云：

抗战八年，本长官率晋绥军，屯驻晋西，所带军队，较抗战前增添二倍，晋西人民当晋绥人民二十分之一，田赋当三十分之一。以两倍的军队在此……地区，屯驻八年之久，经过大小战役11681次，加以人民每年4个月的抗战义务劳动，且役龄壮丁三分之一全服兵役，生产人员减少，食粮及义务人员加多，男人义务做工，女人义务做军服。向来男耕女织，今成为女耕女织，全体男女老幼，背送余粮、草料、柴炭、械弹、器材，以及供应军队吃饭喝水，抬送伤员，……八年之久，始终如一，……今日战事行将结束，兹决定凡征一借一以上之县村，今年一律豁免秋征，并呈请中央凡征一借三之县村，一律豁免三十五年（即1946年——引者注）田赋一年，以慰我晋西人民爱国热忱！

此布告虽然是为了安抚民心，但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阎锡山推行“兵农合一”政策，给晋西人民所带来的巨大灾难。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阎锡山不仅将“兵农合一”当作解决兵源和粮食的途径，而且将之视为“开展政权”的唯一武器。阎锡山告诫他的干部：“兵农合一”不只是补兵的问题，或者是实行物劳主张，而且是打破共产党地下组织，巩固“同志会”组织的唯一好办法。其方法是通过“兵农合一”，先取得领份地的役龄壮丁和获得利益的人的同情与支持，然后秘密地发展地下组织，如此逐步发展，建立起地下政权，奠定“兵农合一”的政治基础。

这样，“兵农合一”也就由先前的支持抗战彻底走向其反面。

二、与日勾搭（1）

白　壁　关　会　谈

日本军方在军事上对华进行全面进攻的同时，试图用政治手段瓦解、诱降中国军队。早在1938年6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定了一套所谓“谋略计划”，其中规定对中国各派地方军，进行瓦解和诱降工作，其中把对阎锡山军的瓦解工作秘密代号为“狸工作”。1939年中国派遣军总部成立之后，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将对阎锡山诱降的“狸工作”更名为“伯工作”，并由日本华北方面军专任其事。

当时，日方判断：“对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的怀柔招抚工作，在分裂瓦解重庆将领的工作中是有可能的，而且对其他方面的影响很大。”日本陆军省、兴亚院及中国派遣军总部对该项工作“颇为重视”，并联合“领导了该项工作”，具体责成华北方面军第1军执行此项任务。日方认为该项工作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阎锡山的加入南京政府（即汪精卫南京伪政府——引者注），以促使抱机会主义态度的反蒋将领挺身而出，从而打开重庆政权崩溃的缺口，以此向中外宣传，以期有利于促进中国事变的处理。”

1940年2月，田中隆吉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