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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又认为，驻防孝义后，“共产党会大大宣传咱和日本人妥协、投降，”并且“可以直接打咱们”，“对咱很不利。”　他深恐温怀光应付不了这个局面，因此，令赵承绶将第7集团军总司令部由隰县移驻孝义。

从此，日阎之间，信使往来，更加频繁。阎锡山与日军的勾搭，遂成为公开的秘密。因而，引起了日本中枢政要和日军首脑机关的重视。陆军省、兴亚院、中国派遣军一致认为：对阎锡山的招抚，“是瓦解重庆将领中最有希望的工作。”以后，楠山的继任者岩松义雄和花谷正，“运用各种对华谋略”，作了更大的努力。从岩松义雄同年6月28日致阎锡山的一封信，可见一斑：

回顾过去北洋派之全盛时代，余为一青年将校，作为坂西顾问之助手，在北京非止一次有幸得拜阁下。尔来久违。余（近年）屡于华中执勤，南北隔绝，不能聆教，徒至敬仰二十余年！

余今奉大命，来至（与您）声息相通之地，却干戈相见，这种现状，个人衷心感到遗憾。

然毁于一旦之邦交，经由以兴亚之大局为重的中日同志之手，使和平建国之气运已与日共炽。由于余多年敬畏之知友汪先生等贵国有识忧时之士的努力，基本邦交调整方案也已走上轨道。不久前汪先生访日得以实现的确值得庆贺。特别是近来，余之同志田中少将已开始与阁下谈判讨共和平与山西之安定开发，恰于此时余奉命至晋赴任，乃余之最大欢乐与幸福。余曾在上海服务期间与许崇智、张继、居正等西山会议派诸友、更与黄郛、张群先生等交谈，说服在南昌之蒋介石从背面帮助过清党运动，余从当时就是一个彻底的*主义者，并非主张绝对需要讨共之今日始。幸阁下和汪先生共为中日百年大计，在*阵营合作，高举兴亚建设大旗，使贵国南北救国同志一齐奋起，此重大影响自不待言。而且讨共为名正言顺，和平为燃眉之急，余以为不应逡巡徘徊。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二、与日勾搭（5）

试观今日世界战争之前途已渐明了，和平推迟一日招致十年损失。贵国为抗日战争所倚之外力今其果如何？英、美、苏均为其本国之安危，穷于苦思焦虑，无暇他顾。阁下夙善明察，今何空殉蒋之愚策！岂不闻大义灭亲？愿阁下以济万民于涂炭，救中国于未倒为己任。并请静观世界战争之推移和隆隆日本之实力。

以阁下之智德兼备、声高望重，此际正该决然英断、讨共反蒋，非余一人之希望，当为中外人士所赞赏。我明治维新之历史，由尊王攘夷而开国进取，其事可鉴，祈下决心。

余非强以此诱惑阁下，相信您的正义会同我等在讨共和平的大道上阔步前进。若此则大东亚之兴废、贵国之将来究用何良策，敢不仰听阁下垂教？余诚愿化干戈为玉帛。

与阁下在太原城头举杯赏月观花，谈爱国安民、救产拓荒之道，其乐如何。当就任之初，和、战等重大政策之抉择余当次第安排。文拙而意未尽。书中或有不敬之处，尚请原谅。余之真意切烦贤虑明察。

暑热之时尚希保重，匆匆顿首。

阎锡山上述活动表明，他逐渐从抗战初期的积极抗日向“和”日转变。这一转变既有阎锡山主观认识方面的原因，也有各种客观的因素。就前者而言，阎锡山抗日、联日的真正目的都是为了求得自存。正如他的亲信南桂馨、赵承绶所说：“阎锡山对日本是亦勾亦抗。”　就后者而言，则较为复杂，一是国民党政府抗日的败退，使阎锡山对抗日失去信心，同时，蒋介石对阎也有看法，曾欲调他出任西北行营主任，驻南郑或天水。阎锡山想要挟日本向蒋介石讨价还价。二是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发动政治攻势，以所谓“谋略”诱降政策达到“和平”灭亡中国的目的。因而，日本对阎锡山采取了亦打亦拉的政策，企图通过拉他离间他与重庆政府的关系。由此不难看出，日方的主动诱降，是阎锡山抗日态度转变的主要因素。

“汾阳协定”

两次白壁关会谈后，日本军方认为对阎锡山的诱降工作取得了成绩。于是陆军省于1941年5月下旬派田中隆吉以兵务局长的身份二次来到太原，代表内阁和陆军省主持对阎工作。日本北支派遣军（驻北平）司令官冈村宁次也不甘落后，派其特务参谋茂川秀和来到太原，插手对阎工作。田中和茂川到太原后，要求阎派赵承绶来太原商谈。

阎锡山不愿贸然派赵承绶去太原，诡称赵患伤寒病不能前往，7月3日，仍派刘迪吉前去。刘于7月5日到达太原。为了联系方便，日军提供给刘电台一部，因刘是译电员出身，可随时向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