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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几次ＴＣＤＣ会议，技合部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使该部的技术能力更为人所知。与会代表们纷纷向我提出由该部派人去执行项目的具体要求，从而引来不少供该部执行的国别项目。１９８７年７月在纽约召开的检查ＴＣＤＣ高级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表彰开发计划署和技合部等对南南合作作出贡献的国际机构的决议。埃及等国代表发言中特别赞扬技合部，说有些国际机构对促进南南合作只讲空话，不见行动，而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则用实际行动推动南南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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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发展常系心中（1）

1973年６月我参加第２６届世界卫生大会并经过调查研究之后，曾积极建议我国接受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援助。由于中国当时的历史背景，我的建议没有被接受，我无法理解，一直为此感到惋惜。终于，情况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得以融入国际社会，我们不仅可以接受国际援助，中国籍的副秘书长居然可以领导联合国主持技术合作的一个部！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根据我以往的认识与进入技合部后的切身体会，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接受多边援助在政治上远比单边援助有利：第一，这里没有“施主”或“恩人”，技术援助的捐款由联合国有关机构管理，出钱多的国家并不能有更多的发言权，更不能进行控制，受援国只知道联合国在援助它们，而联合国是不允许以“施主”或“恩人”自居的；第二，受援国不丧失主权，执行援助项目的机构以及派出的专家不得干涉受援国的内政，会员国还可以在联合国的立###上提出意见甚至批评；第三，援助的目的是促进受援国自力更生，免费转让技术是其重要措施之一；第四，通过联合国有关机构为执行项目而安排的出国考察与学习不产生对等一类问题。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因素，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成立从事多边援助的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上任之后，我发现，该部的强项，诸如自然资源与能源、遥感、人口、统计以及公共行政中的审计、税收及财务管理等等，都是我国国内急需吸收国际经验的领域，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这个近水楼台呢？　因此，只要有机会，我就向国内有关部门宣传，推动我国与该部的技术合作。

双方的合作发展得很快，技合部在它主管的各个领域都同我国有关部门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至我１９８８年年初离任返国的前数年，我国成为该部执行项目最多、每年项目总价值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我司国别规划与评估处的统计，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及１９８６年，该部在中国执行的项目的总投入年均４５４万美元，所执行的项目分布于统计、自然资源与能源、人口、公共行政等领域（不包括用联合国经常方案资金支付的临时派遣的专家咨询及技术合作国际会议的费用等）。

技合部上述为执行我国项目平均每年４５４万美元的总投入占该部同期向世界１５０个受援国执行的项目总投入的４％，是一个名列前茅的百分比。另一方面，从中国的“指示性规划数”（ＩＰＦ）中所占百分比来看，更是占优先地位。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６年这一五年期，中国分得的ＩＰＦ共计１．２２亿美元，即平均每年２４４０万美元。这笔规划数是供我国用于向整个联合国体系数十个技术合作执行机构申请援助项目的全部金额，而技合部就占了４５４万美元，占去中国全部ＩＰＦ的１８．６％，说明了该部执行的项目对我国很有用。

１９８７年年初，技合部在中国执行的项目共１８个，其中能源７个，统计３个，人口７个，公共行政（后改称发展行政）１个。每一项目从开始执行到完成或告一段落一般需时三至五年不等。从１９８０年年初至１９８８年年初该部在中国执行的项目总数尚未见统计数字，但根据我司国别规划与评估处向我提供的不完整资料，这期间在中国的投入在百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有：１９８２年的中国人口普查，１６００万美元；西藏和天津地区的地热项目，１０００万美元；１９８５年开始的设在十多个大学内的人口统计培训与研究中心项目，３１９万美元；改进国家统计局设施项目，２０４万美元；平顶山煤矿改造项目，２００万美元；改造山东３７台俄式发电机项目，１９６．４万美元；建立石油勘探数据处理软件体系项目，１９０万美元；建立国家遥感中心项目，１５０万美元；华南珠江口流域海洋工程地质调查项目，１２０万美元；华东南保流域石油勘探与开发最优化技术研究与转让项目，１０１万美元，等等。

祖国发展常系心中（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