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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调查记》。崔占平的记忆，弥补了一小段空白，有助于人们理解谭邦杰在1979年以后的巨大能量爆发期。

*后期，谭邦杰被“监督劳动”。下放在动物园的果园劳动的朱秀珍见证了这一时期的谭邦杰。一个剪枝期，有工人检举谭邦杰不老老实实彻底改造，还在找窍门省力气。朱秀珍过去一看，原来谭邦杰发明了一个夹子，可以不弯腰就把树枝拾起来，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朱秀珍告诉工人，这说明谭邦杰劳动态度端正、劳动认真，就把这个检举压下去了。她心里实际上想的是，“老谭心态真好！”

在果园，所有人看见谭邦杰在整天劳动，但令朱秀珍惊异的是，*刚一结束，谭邦杰就拿出10万字的书稿到处找出版社。当谭邦杰找到中科院动物所一位专家时，这位专家要求与谭邦杰“合作”出版。谭邦杰拒绝了这一要求，这本在1979年他获得*时才出版的书，名为《虎》。是中国第一部关于虎的专书。

在这本书中，谭邦杰提出很多关于野生虎保护的设想。

《虎》出版的前后，谭邦杰被重新分配了工作——从他那间自盖的不到十平方米的“违建”里出来，往南几步，是北京动物园的北门；往北走过几排平房，是动物园刚刚盖好的家属楼。人们每天都能看到这位老人，一手拿个小板凳、一手拿个小布包，到楼门口“看楼”值班。

谭邦杰*后的多年里，定了个相当于大学本科刚转正的技术十三级，工资比他几个孩子的还低。唯一庆幸的是，他可以公开做研究、可以在公开场合为虎争取生存权了。

但他要保护的虎，早已所剩无几。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所研究员王应祥曾经做过野生虎的调查，1960年代到1980年代是打虎最盛的时期，打下的虎皮通过畜产公司或供销社的途径收上来，那段时期，每年都有一些虎皮被收购。但是自1986年以后，供销社就再也没能收到一张老虎皮。

■　出山

1984年的一天，谭邦杰跟动物园里制作标本的年轻人肖方说，自己目前正在做三件事：一、寻找普氏野马；二、让麋鹿回家；三、保护华南虎。

肖方说，谭老说的那三件事，一样也没人宣传，更没人知道他。《虎》尽管出版多年，但整个社会关于保护老虎的理念仍未普及。谭邦杰开始大量给报刊撰写科普类的文章，宣传保护老虎。

寻找　Tiger　Tan（3）

1986年1月3日深夜，谭邦杰给《中国青年报》写下这样一行标题《虎年谈虎的保护》，36天后是虎年春节，71岁的老人早年是媒体出身，写稿子会打“提前量”。在这篇稿件中，他提出了华南虎“保种”、野生调查和保护区概念，最后一句话是：“希望在下一个虎年时，我们的‘老相识’不仅健在，而且更远能脱离险境”。1995年科普出版社选了他部分科普文章结集，出版《珍稀野生动物丛谈》，共计68篇，印数5000册。但这些篇章仍未引起多大的反响。

倒是发表在国外动物学期刊上的论文一再引起轰动。燕京大学出身的谭邦杰有一口流利的英语，这种语言优势成为谭邦杰隐形的翅膀，国际动物学界的各种专业期刊定期寄到他的名下。

1980年代初期，中国国内的一些情况，总是令外国人无法理解，当他们发函邀请谭邦杰出席国际论坛时，总是联系不到人；国外学者找到动物园来，他总是“不在”。至今，谭邦杰的孩子们也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怕我爸说话太直？还是怕我家没法让人看？不知道，真不知道”，谭邦杰的二子谭保华说“就算他们让人进屋，也进不去啊，十几口人住两间小平房，哪儿还有地儿待客？”

1986年4月，他终于有机会出席在美国召开的“世界老虎保护战略学术会议”，一名西方学者开口就责备他“轻易放弃”了对1957年黑虎踪迹的调查，谭邦杰在会上没有做任何解释。回国后，他在本子上写下了一句“他怎能明白，那是在‘阶级斗争压倒一切’的时代呀！”

这一年，谭邦杰的调查和统计结果是，动物园圈养的东北虎还剩下100多只，华南虎在各动物园圈养了30多只，中国以外的地方，只有莫斯科、日本多摩共养了5只。

野生华南虎虽查无踪迹，但各专家估计，也许？可能？还有40只？护虎者谭邦杰荒废了22年业务。中国的老虎也在这20多年间迅速地失去了踪迹。

“*后工资也只有80、90块钱，买了那么多国外资料，还经常跟国外同行通信，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