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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中国心

对于中国劳工而言，繁重危险的工作和微薄的工资并不算最难以忍受的，更难以忍受的是来自英法军队不公正的对待以及当地人的歧视。

在英国管理下的华工必须服从严厉甚至是很不人道的纪律。在英国人眼里，华工都是低人一等的苦力和智力发育不完全的儿童，因此他们往往用棍棒加马鞭来督促华工干活。一位管理华工的英国军官直言不讳道：“你对中国佬越好，他们越不买你的帐，因而绝不能善待。”

为防止华工逃亡，华工们被禁止拥有平民服装，而且也不得进入咖啡馆和酒吧，甚至禁止使用英国人的厕所。尽管按照合同招募而来的华工是不应该受英国军法约束的，但仍然有不少的华工因为触犯了英国的权威而被军法处死或者遭受残酷的刑罚。无法忍受虐待的华工甚至在营房里挖一个地洞把自己埋进去，直到战后几年后，营地被拆除时，其尸骨才被发现。

而在法国管理下的华工境况并没有那么糟糕，只是在大战结束后，许多合同期未满的华工从法国各地调到法国北部，参加战后重建工作，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管理不善，华工们缺衣少食，工资被拖欠，生活十分艰苦。在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后，华工们进行了**，甚至暴动，有些地方官员借机指控华工盗劫民房，偷藏私卖军火，滥用武器等，甚至有传闻称，一战后在比利时小镇伊珀尔死去的一个女孩子就是被中国劳工杀死的。

一些报刊也纷纷揭发华工的“罪行”，如在《一个中国人集中营》的作者就写到华工“是天生的懒鬼，法国女人还比他们干活干得多。”作者甚至用了“杀人犯”、“阴险”等字眼来描述他对华工们的仇恨。《北*醒》这份报纸更是露骨地称华工为“黄祸”。

这些充满种族歧视的舆论导向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极大恐慌，在法国北部地区居住的一位老先生回忆说，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的母亲告诉他中国人很凶残，都是疯子和野蛮人。由于华工大部分出身于农民，他们的身上不免沾染着各式各样的恶习，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随地吐痰，甚至打架斗殴、赌博酗酒，这些恶习也遭到了西方人的诟病和鄙夷。

中国劳工：被遗忘在欧洲的人（4）

为了对抗来自西方人的歧视，华工组织了个人进修协会，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成员和留学生们开始在华工中间传道授业，灌输华工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远离赌博和斗殴的观念。在节假日，华工们会组织运动会，搭戏台唱京剧，或者举办舞会，邀请当地外国居民参加。在经历现代文明的洗礼后，许多华工的面貌焕然一新，一位法国作家曾经描述鲁昂当地的华工言谈举止有如巴黎人到乡下的样子。而当中国人受到英国军官侮辱时，一位华工还击道：“当中国人已是绅士时，英国人还是野蛮人。”

在欧洲人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里，华工越来越强烈地希望能拥有一个强大国家支撑，这也激发了他们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在1918年，远在欧洲的华工向直隶省由于受洪水灾害而面临饥荒的中国同胞寄去了捐赠钱物。在里昂的华工邰魁义将全部积蓄550法郎捐出，鼓励政府兴国。巴黎和会期间，为了抗议《凡尔赛条约》，正式签字的前一天，留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

为了给驻法中国代表团施压，山东莱芜牛泉镇上裕村农民，编号97237的华工毕粹德给代表团团长陆征祥邮去一把手枪，告曰“苟签名承诺日本之要求，即以此枪自裁，否则吾辈必置尔于死地。”后来陆征祥挂冠不知去向，接任者顾维钧面对列强疾呼：“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公正解决，不仅欧洲会有上万个灵魂在地下哭泣，世界也将不得安宁，因为他们大都来自中国山东。”在各方努力下，最终山东问题得以解决。

■　从欧洲到中国

按照招募合同约定，华工的合约为五年，当战争结束后，许多华工仍然继续做战场清理工作，包括拆除未爆炸弹等等非常危险的工作。当合约结束，思乡心切的华工大约有11万人选择离开欧洲，回到故土。英招华工的最后一批在1920年4月回国，法招华工也在1922年3月归国完毕。

归国华工中不乏以其所学贡献于国家发展者，如在敦刻尔克钢铁厂工作的劳工在回国后曾立志为中国实业作出贡献，但因政局动荡，最终以失望告终；华工中也不乏为中国革命事业献身者，如在法国加入*的陈彭年，回国后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