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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可以不必如此狼狈,但很不走运,让我碰上了下班时间。上下班时间的出租车是城市里最紧俏最炙手可热的商品,往往“有活人无空车”,即便碰上一辆空车,某些司机大哥大叔们还要拷问一下你的目的地;如果你如实相告,碰见那种比较“狠”的基本没戏,一溜青烟的一骑绝尘而去,留下你那张失望无奈的脸;就算上得了车,多半也得几个人合乘一辆。这样也不错,或许可能在这狭小的空间里邂逅到自己的红尘伴侣,上演一段传世的出租车爱情故事。
综合利弊,权衡得失,我最终放弃与另一半相遇的机会,老老实实地挤上了公交车。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松冈先生,就是下班前电话那头“猫西”个不停的日本人。他是东京一家商社的业务主任,年龄大约三十五六。此主任非彼主任也。开始我也误认为是和国内的“某办公室主任”一个意思的主任,经前辈指点后才得知,其实就是一个比普通科员稍大一级的职称而已。
自从与日本人打交道以来,感觉日本公司和社会的等级制度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公司和日本多家公司有着业务往来,说白了就是给人家加工产品。我们干,他们买,我们出力,他们出钱。日本人对于工作的严格和敬业虽然带有一股歇斯底里的疯狂,但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他们之间上下级森严的等级意识和服从意识也令我咂舌。
记得有一次,因为日方图纸的错误,导致生产了一大批废品,严重耽误了交货期。那家日本公司马上派人过来解决问题。经过双方核实后确定实属日方单方面的错误,并且我方事先也提醒过对方,但日方的负责人始终没有加以改正,最终导致了无法弥补的后果。日方派过来协调此事的最高领导者,那个五十多岁矮胖矮胖的平日里面容和蔼的科长,当着我们的面拿着厚厚的图纸狂砸了出错的那个日本人的脑袋七八下。其力度之大、声音之响、气势之雄伟,让我们在场的中国人瞠目结舌,不知是该出手相劝还是该击掌叫好。胖科长一边猛砸一边大声训斥。虽然我听不太懂,但不用问,肯定是最为严厉的叱责之词,说不定还夹杂着难听的脏话。我的天,这个平日里的笑脸弥陀佛,活脱化身成了我们眼中的凶神恶鬼。
最关键的是那个被打被骂的日本人,真的如平时影视剧里看到的日本老兵一样:不躲不闪,没有任何反抗的举动,嘴里大声喊着那句著名的“哈依!”任凭自己的前额红肿,头发凌乱,头皮屑在空中如雪花般上下翻舞。太邪乎了!这一切超出了所有在场中国人的理解范围。因为我们中国人最好的就是“面子”二字,如果换作是我,还不跟他拼了老命才怪!但后来仔细一想,也许这两个日本老哥是给我们演了一出巧夺天工的双簧,就是故意砸给我们看的。确实,经他们这么一出“苦肉计”,我们都不好意思再过多追究什么了,返工就返工吧,再这么整下去,就要出人命了。我们都被他们的工作态度所折服,忘记了提任何的赔偿事宜。高,实在是高,这就是传说中的水平。不管怎样,那一次我是真开了眼,长了见识,也深感在日本讨生活的艰辛。
虽然我努力想模仿日本老师的发音,可一张嘴便发现自己的发音是多么的低劣,而且也听不全她口中的日语。偷偷听听其他人的发音,都挺像那么回事儿,有鼻子有眼的。后来一打听,其他人的日语水平确实比我高出不少,至少学习年头都比我长。这个日语口语课的水平已经超出了我的接受能力,不太扎实的基础让我在练习会话时捉襟见肘。不到三十分钟,我的心思就开始烦乱,注意力逐渐松散下来。影响注意力的还有另外一件事,那就是这个站在前面一板一眼教我们发音的日本老师。
参加工作后,我便被分到了日韩地区销售部中的日本小组,和日本人打起了交道。两年过去了,期间本来有一次去日本出差的机会,可最终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成行。两年里来公司出差谈业务的日本人中居然里没有一个女的,全是大老爷们,说起来也够邪性的。好不容易和日本人一起来个女的,还是他们自己带来的女翻译,中国人。难道日本女人真的是全闷在家里,相夫教子,踏踏实实地当自己的家庭主妇?当然,每次去机场接送日本客人,都能看见不少的日本女人,有风华正茂的,有徐老半娘的,有美丽漂亮的,有刚过及格线的。但我却从来没有和日本女人说过话,打过交道,共过事。日本女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何种禀性,哪种感觉,我是一无所知。所以眼前的这个日本女老师是我真正意义上近距离接触到的第一个日本女人,既然是第一个,那自然是充满了新奇和兴趣。
可是不到半节课,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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