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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礼遇。刚才进院时我就上猪圈转了一圈，还拿了半拉馒头扔给那头即将“就义”的大黑猪，让它在告别“猪世”前好好享受一下最后的晚餐。

这头大黑猪将近四百五十斤，硕大的体型，就连那猪尾巴都比寻常的猪们粗长那么一大圈，也不知是吃什么长大的，一看就是营养过剩，很好地履行了供给猪肉的使命。我暗自感叹，等会儿那场面对于久美子来说又是一场血雨腥风般的考验，挺不挺得住全在她自己了。如果她昏厥了，我倒是做好了人工呼吸的准备，立刻将她吻得透不过气。

亲戚实在太多，不但久美子分不清谁是谁，就连我都是印象模糊，喊不全谁是谁，只能分辨个大概。由于没有开车的后顾之忧，再加上又是长孙，所以我也被推到了第一张桌子上，和一群长辈亲戚喝了起来。中午的席共开了九桌，三个房间的火炕上共摆了九张炕桌，基本上都是村里的主要的老少爷们，喝得是轰轰烈烈气势磅礴。

父亲的老家至今仍保持着古老的习惯，除了岁数大辈分高的女性之外，其他的女人是没有资格上炕坐席的，陪客的任务只是由各家各户的男人来完成，不能坏了规矩。久美子因为特殊的身份被安排到了第一张桌子，被奉为上客。由于周围不是父亲的兄弟就是爷爷级的人物，除了她之外只有奶奶一个女人，所以这顿饭她吃得十分辛苦；被一群大老爷们夹在中间，又基本上听不懂对方口中的方言，还必须陪笑脸，这滋味是不太好受；而我此时也顾不了她了，老家的烧酒真是够辣够烈，而且还有无数的长辈等着我一一敬酒，哪里还有工夫去管久美子的生死。久美子像一只受委屈的小猫趴在炕桌的一角，眼前的热烈气氛仿佛与她毫不相干。

“喂，等会儿真的要杀猪吗？”她偷偷拽我的袖口用日语低声问道。原来久美子心中还是没把这件事放下来。

“啊！”此时我的舌头有些大了，眼睛也有些发花。

“谁来杀？”久美子指着满桌子的人。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是在说这满屋子喝得面红耳赤的男人们难道等一会儿还能干动这持刀杀戮的生计吗。

“有人干。对了，压岁钱准备好了吗？”我低声问她。久美子拍拍身边的皮包点点头。

以我的经验等一会儿就该派发压岁钱了。乡亲们人丁兴旺自然是好事，可是每年回来都有新生儿加入领压岁钱的行列，就算是一百、二百，合计起来也是一笔不菲的费用。这一点也是母亲不愿回来的原因之一，压岁钱都有些力不从心。果不其然，不一会儿父亲就开始张罗派发压岁钱，这也是他喝到位的标志之一。炕上地下的孩童们纷纷被大人领着前来“领取”压岁钱，我和久美子负责发放，也顾不得谁是谁了，反正是小孩儿全有份。宁可错发一千，也不能拉下一个。

酒喝到两点多钟终于散了。这是老家的一个习惯，决不会喝起来没完没了，见好就收。接下来就轮到今天的压轴戏了——杀猪！杀猪我也是好几年没看到了，但流程还是记得十分清楚。父亲由于喝多了，早就躺下打起了呼噜，鼾声震天。虽然我也想躺下熟睡一觉，可是考虑到没有我的陪护久美子就一个人孤立无援了，和其他人的语言也不甚通，所以振作精神与她一同来到了庭院里。父亲的老家比姥姥家要冷许多，用方言说就是冻得“嘎巴嘎巴”的。我特意向二叔借了一件羊夹袄给久美子套上，又给她扣上一顶棉帽子，用奶奶的厚毛围脖将她的脖子缠住。这么一通打扮下来，久美子倒有些像那头待宰的大黑猪了，整个人胖了一圈。

村子里世代相传的屠户老徐家的徐老三一步三摇地迈入院子后，一直在圈里踱步的大黑猪突然焦躁不安起来，嘴里“哼哼哼”地哼唧着，声音低沉凄惨，像是在给自己奏响一曲上路前的哀乐。

猪是聪明的，谁要说猪笨，那只能说他不了解生活。这天底下的万物都是有灵性的。像今天的这头大黑猪，它从周围人们的举止早已推断出今天也许就是自己的大限，而徐老三的到来更让它坚信不疑，于是哀鸣不断。徐老三的家族世世代代在村子里干屠户的营生，延续到他这一辈已说不清是第几代了。他的大哥继承了父亲传下来的手艺，每到逢年过节便揣着祖传的家伙走家串巷，将一头头三四百斤的肥猪结果性命；每杀死一头，就会按行当的规矩向主人家讨要一只猪耳和一根猪尾巴作为报酬带回家；一个年下来，家中光是猪耳和猪尾巴就吃不完，更不用提乡亲们奉送的其他部位。

可是就在徐老三的大哥满五十岁的那年冬天的某一天，他坐在自家的火炕上喝着地瓜烧，吃着蒸熟的猪尾巴，正在享受辛苦一天后的幸福时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