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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老师皮肤白皙，五官清秀，为人和善，但有洁癖。

她每天都穿一双白色的旅游鞋来上班，清洗它便成了每日的“必修功课”。

赵老师清早上班的第一件事是去洗手间，打一盆清水，然后仔细清洗一块口罩，倒洗洁精在她脚上的旅游鞋上，用口罩精心地擦拭那双鞋，换清水，洗口罩，再擦拭那双鞋……

赵老师每天下班前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去洗手间，重复上班前的一切，就这样，周而复始，从未间断。

一个星期后，我与她“混”熟了，才知道这双鞋是她丈夫送她的，有点理解她的心情，但很快她便不分时间地点地和我聊天，内容是她的丈夫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她能存多少钱，这一周吃了几次鱼或者是鸡，有时聊着聊着柜台主任便会过来检查，她立即闭嘴不言，认真地对着单子点商品的数量，或者是训斥我把小数点写错了，我疑惑地看着她收放自如的表情，心替她感到惋惜：她应该一块当演员的好材料啊！几分钟后柜台主任远远地离开了，她又接上了刚才的话题：“日子是过出来的。”她说，“今天晚上我买了棵白菜，和昨天剩下的豆腐一起煨汤喝，再放点荤油。菜里没有油水不管饱，男人吃不饱饭没有力气干活！”

“我老公是跑运输的，运输司机你懂吧，跑一趟挣不少呢！”她得意地笑着，油光水滑的脸上泛着兴奋的红光，“这半个月他跑了四趟，四趟！”她伸出四个手指头来给我看，差点戳到我的脸上。于是我沉默着，四处寻找着柜台主任的身影。

我当时才十七岁，体会不了什么是平凡的幸福，我本能地排斥这一切，我害怕长久地待在这种环境里——中国小姐的生活不是这样的！

雄心壮志也好，好高骛远也罢，我孤身一人闯到了深圳，口袋里装了三百元钱。

我来到深圳，梦想着能改变自己的生活，靠双手打造一个理想家园，却万万没有想到，因为囊中羞涩，我只能住在私人开的招待所里，八个人一间，一天十元钱。

我开始马不停蹄地到处寻找工作，又一次次地被人拒之门外。一个礼拜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不管我如何节衣缩食也制止不了口袋里那点钱的减少速度，我曾经为了节省四块钱的车费而走了将近两个小时的路回招待所，也曾经饿着肚子躺在床上祈祷睡眠的尽快来临；我曾经因为找不着工作而苦恼地站在街头流泪，也曾经筋疲力尽地躺在四处都是喧闹人群的公园长凳上呼呼大睡。

在来到深圳的第十天，我孤独地坐在招待所门外的楼梯上感到无奈和寂寞。我后悔了，后悔来到这个毫无人情味可言的城市，后悔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工作。我想家，想妈妈，想父亲，想妹妹、同学、老师，甚至，我想念所有曾经与我有过矛盾和争执的人。我真想回家啊！

我手里握着一张磁卡，在电话亭附近徘徊了很久，最终放弃了给父母去电话的打算。

我不能回家！

我承认，孤身一人南下的豪情壮志已经被我这段时间的经历给消磨得一干二净，但我曾对父亲说过的话犹在耳边：“你等着！我不混出个样儿来就不回来见你！”

在我到深圳的第十二天，已经到了一天靠一包方便面维持生活的状态。

但奇迹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第十五天，我终于得到了一家公司的面试通知，并且出奇顺利地通过了。

1996年的9月8日，我在深圳找到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四海贸易公司财务部文员，月薪：680元，另外，我被允许搬入公司的员工宿舍，我终于有了落脚之处！

说起来很可笑，如果我服从分配留在济南的商场，工资加奖金每月也能有四五百元的进账。而六百八十元的月薪在一九九六年的深圳是最低标准，就这样，为了摆脱平凡我来到深圳，为了糊口大计我接受平凡，而且接受得是这样心安理得，兴高采烈。

我开始工作。清早，我要把财务部里的所有暖瓶灌满开水，要把所有的办公桌擦干净，要扫地、倒垃圾，还要把经理爱喝的茶水准备好。总而言之，我这个财务部文员就是一个部门的勤杂工。但经历了四处找工作的那段日子后，我变得格外知足和踏实，我任劳任怨，没有任何不满情绪。

过了半年，财务部长李阿姨接受了我，她开始给我布置打扫卫生以外的工作，还利用下班时间教我如何汇总报表。我心情愉快地完成她交给我的任务，谦虚而认真地向她请教着。

一九九六年的深圳消费高得惊人，一碗米粉的价格在十元左右，二荤一素的盒饭价格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