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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采取办冬学等办法对群众重新进行阶级教育，发动群众起来斗争那些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恶霸地主，“挖坏根子”。通过对地主罪恶的揭露，再进一步深入发动、领导群众，把教育群众与斗争地主结合起来。第三步是整顿组织，纯洁队伍，清除混入群众组织中的坏人，清洗坏干部，“挖臭根子”或“反两面党斗争”。在这一斗争基础上，整顿农会、民兵等组织，把领导权掌握在积极正派的贫雇农手中。第四步是促进生产，巩固斗争成果。

在运动中，积极引导群众，团结群众，搞好备耕、春耕，抓紧生产，巩固斗争成果。从1946年12月开始的“煮夹生饭”运动，在谭政参与领导下，到1947年五、六月间，取得了重大成果。在东北农村，基本上摧毁了敌伪残余封建势力，在极大程度上瓦解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社会基础；确立了农村中基本群众的阶级优势，农民的群众组织迅速扩大，基层政权得到了巩固；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解放区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大大地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翻身，群众觉悟普遍提高，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为东北我军的武装斗争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提供了广阔的兵力来源。1946年6　月12日。哈尔滨。中共中央东北局驻地。一项重要的决定即《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已由东北局和221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共同作出。这一决定是在时为东北局委员、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和罗荣桓副政委的积极建议、协助下作出，以东北局名义发出的。“目前各地土匪活动猖撅，匪患严重，如不组织彻底清剿，我们的地方政权元法巩固，人民群众难以发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便是一句空话。

我觉得剿匪工作目前应加大步伐，彻底清除匪患，这是当前东北工作急中之急，我们联军应该抽调一部分兵力，大力做好这一工作。东北局也应发一个专门指示或作出一个正式决定，推进这一工作。“谭政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向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东北局常委罗荣桓汇报，郑重地提出了建议。”你的建议很好，我同意。现在匪患问题不解决，东北的其他地方工作都无从谈起。可以说，匪患的解决是目前发动建设根据地，巩固民主政权的一个中心环节。我们应在原有剿匪工作的基础上，彻底结束这一工作。“罗荣桓习惯式地推了推眼镜，一拍即合地肯定了谭政的建议。很快，罗荣桓找到了林彪、彭真等人，转达了谭政的建议，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与他们一起分析了东北各地区、特别是北满地区土匪活动的现状。经过会商，于6　月12日，以东北局名义发出了《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原来，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军进入东北之初，东北各地的土匪就有较大的发展，其蜂起之速，及地之广，人数之多，声势之大，在以”胡子“闻名的东北来说，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

而这些土匪与过去的“胡子”不同，实际上是伪满军警残余和地主武装。他们绝大多数都与国民党有联系，是政治土匪，到处杀害我们的干部，攻打我们的政权机关和部队，以至攻城掠地，策应国民党军队的正面进攻。这些土匪的主要社会基础由四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日本投降之后，伪军政警宪人员乘机拉起的队伍，他们四处流窜为匪。有些还曾为我军收编，不久即叛变逃跑。1945年12月，在抚顺就有这样一个旅叛变，在东满一次就有七千人叛变逃跑，上山为匪。一部分是日伪统治时期就散布在各地的惯匪和地主武装。日本投降后他们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或与国民党发生联系，乘我后方空虚，乘乱而起，大肆滋扰。一部分是一些官僚政客、野心家、地痞流氓、投机分子，为图升官发财，借治安混乱，结伙为匪。一部分是国民党派遣的大批特务，他们进入东北，并实行在东北武装土匪的政策，一方面基本原封不动地利用敌伪的统治机构，一方面收编敌伪、土匪流氓、投机分子等残余，组织国民党党部、三青团团部、“先遣军”、“挺进军”、“忠义救国军”、“民众救国军”、“光复军”、“保安军”等，到处加委伪军及惯匪。据统计，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组织的匪伪系统就有十六个之多，有三十七种名目，先后加委伪军、土匪“总司令”、“总指挥”三十二个，“军长”三十三名，“师长”一百五十八个。①据统计，到1945年12月，东北全境土匪总数共达十万人左右，重点活动于通化、沈阳、安东三角地区。较大成股活动的有三至五千人。当蒋介石国民党反动军队进攻东北时，这些土匪配合敌人，在我后方进行暴动和叛乱，争城夺地，杀害干部，“北满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县城掌握在顽匪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