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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都搞迷糊了。岳飞曾说过：“用兵之妙，存乎一心。”天下事不全是用框框才能解释的。大家只要问我的推理过程与结论是否合理就够了，不必管我用什么方法，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

问：在翻译《资治通鉴》时，你最大的领悟是什么？

柏杨：古文好难懂。原来我以为翻译是很轻而易举的事，反正都是中国字嘛！对《资治通鉴》，从前我曾经看过很多遍，自信非常容易，结果发现难死人！

每年大年初一，我按例去台北县土城牢房给难友拜年，今年（1984）也不例外，到土城看李荆荪先生时，我问李先生，古人学问怎的那么大？我们现在都看不懂，他们当时是怎么看懂的？

李先生回答我：“你要知道，他们也不懂！文言文的妙处就是你不必懂，读的人不必懂，写的人也不必懂。”这话给我很大的启示，白话文像化合物，文言文却是混合物，它可以白铁和玻璃硬夹缠在一起，写的人自己不懂，看的人当然更不懂，不懂为什么硬那么写呢？那是古人的习惯，习惯把一些文字硬夹在一起，来炫耀学问庞大。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当古人用这个角度看不懂时，他就用那个角度看。譬如古人对“无”这个字讲不通时，他最后就解释成“有”。

所以，文言不但文路混乱，而且前后颠倒。古人写文言文时，常是前一句后一句跳来跳去，你如果一句一句照次序翻译，那就前言不照后语，完全不通。除了混乱外，文言文的另一个特点是“简练”，常常四五个字就包含了七八十个字的意思。

古文的难懂，还有一个原因是，古人好引经据典，东引一句古书上的话，西引一句古书上的话，而他所引的那些话，却往往跟他所叙述的事，完全无关，他这样引来引去，也许是一时的兴致，也许是为了展示他的渊博，也许只是为了整篇文字的气氛。

还有一种情况是举证错误，譬如古人举某个例子来印证自己的叙述，但往往他举的那个例子就错了，这种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曲解历史事实的例子很多。所以翻译起来，除了不懂很生气外，又发现明明不是这么回事，他还硬讲是这么回事，那就更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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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镜子（4）

问：你以杂文成名，现在却潜心于历史研究，对一个长年从事杂文写作的人来说，这代表什么转变或意义？

柏杨：我一直很喜欢历史，因为历史本身就是最好的故事，而中国历史更是世界所有历史书籍中最丰富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可以像中国追溯到四千年之前，甚至连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包括早上还是晚上发生的事，都可以留下详细的记载。

印度根本就没有历史，罗马帝国也没有中国这种编年体的详尽记载。但中国人有这么丰富的东西，自己却看不懂，这是多么大的遗憾！

我翻译《资治通鉴》以后，收到各种各样的投书，但我每收到初高中学生的来信，听到他们说如果你不翻译《资治通鉴》，他们可能一辈子都看不懂时，心里真是异常感动。如果中国人连自己的历史都不懂，那该是多大的悲剧，我在想，这个工作现在不做，再经过几十年，中国人读古文的越来越少，工作将更困难。我一直期望中国文化中的病毒，能被大家彻底认识，彻底铲除，而这思想越早在心里播种，认同这种想法的人愈多时，这一股力量酝酿成熟以后，中国才有希望。

杂文虽然有杂文的价值，但杂文往往只是对变态现象的一种抨击，翻译《资治通鉴》，不只是对当时现象，还兼及导致这种现象的病根。

亵渎君主的柏杨（1）

访问者Alain　Peyraube先生·翻译者梁其姿小姐

文载1984年6月8日巴黎《世界日报》

问：你在狱中的日子是怎样度过的？对你来说，最难受的事是什么？

柏杨：开始和结束时最难受。开始时，我以为这只是一场误会，他们可能做事太积极，抓错了人。很久之后，我才顿然领悟，这是上面要重重惩罚我的思想过于独立。当时，我非常害怕从此湮灭，尤其审问时所用的刑罚十分可怕，他们不断拷打我、折磨我，迫使我供出我不曾犯过的罪。后来我的腿被打断了，他们送我入医院，在那里，我受到不错的待遇，因此，我又开始怀着希望。我对自己说：“既然他们要医治我，那就是说明他们要保留我的性命。”当我获悉我的判决时，即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狱中，我很快便适应生活，习惯被隔离的感觉和物质的缺乏，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