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部分(第3/4 页)

贡献的新中国首届国家副主席之一的张澜先生。这对于本书具有特别珍贵的意义。

在整个资料收集、构思、创作、完善过程中，笔者深深感受到，川军抗战其实不仅仅是少数几个将军的故事，而是一个有着丰富史料的群体的历史，这个群体的身上，浓缩着当时的四川军民，甚至整个中华民族悲壮抗战历史，和一个民族在国难当头时的基本性格和奋斗精神。因此，作品中不顾对主角形象刻画的影响，尽可能地多提到了不少相关川军人物的真名实姓——其中不少都名不见经传。

在当年，从南京退到武汉，再退到重庆的国民党中央当局，一再强调“忠勇”。这个“忠”字，是别有寓意的，骨子里不是说忠于国家和民族，而是忠实于“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一个领袖”。显然，如此政治意境的“忠”，与川军将士所内在的对国运的“忠”大有区别。于是，笔者决定用“义勇”给这个文学作品定位。这里的“义”，无疑是为国家存亡而英勇献身的民族大义、春秋大义。用金庸先生在《神雕侠侣》中的说法，就是“侠之大者”所崇尚的民族大义。

也正是由于这种大义，川军将士以一种莫名的大勇，非常理性地容忍了亲痛仇快的捉弄和屈辱，用难以想象的简陋装备，和单薄夏装，在北国严冬和春寒料峭下的冰天雪地之中，用血肉之躯，顽强面对侵略者的飞机、大炮和坦克，为赢得在抗战史上地位至关重要的台儿庄大捷作出了重要贡献。

坦率地说，从纯军事角度上讲，笔者不认为滕县战役和台儿庄战役打得像一般史书上宣传的那样很好，而是觉得它们在战略战术上远不如世界游击战争经典的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那样相对智慧、周密和战果卓越。笔者估计，如果当时整个战区的指挥更好，汤恩伯军团能像川军驰援山西和鲁南那样积极抗战，或者像张自忠军增援临沂那样策略和顽强，而不是消极增援、积极撤离，台儿庄大捷多半会提前为滕县大捷，甚至滕县至邹县一带的山地大捷，滕县、临沂和台儿庄的战斗都不会像后来那样伤亡惨重，战果也会强于台儿庄大捷的实际成果，甚至后面所有战事和历史都可能改写。

也正因如此，与很多关于滕县抗战的史料和评论大相径庭，本文学作品并不特别强调众多川军将士在浴血滕城时的“城亡与亡”，而是尊重所接触到的客观史料，不为尊者忌讳地揭示了死守孤城的无奈、悲壮和特殊历史地位。

川军22集团军驰援鲁南的主要贡献在于，先是非常及时地抢占到了临城和滕县，日后又拼死阻滞了日军的大举进攻，两次挽救了势在必失的徐州，大大延缓了日军的侵华速度，并进而深刻改变了日方的最高侵华战略和侵华命运。特别是最后一点，很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学新发现，川军在抗战史上的实际贡献和地位，也可能因此受到更多的关注。

种种残酷而悲壮的战争前景和历史命运，已经在滕县战斗之前、赵渭宾在太原写的家书中悲愤地和充满希望地预言到了。

这封信令人感动的地方很多，这里特别强调三点：一是其中明确地展现出一位洞明时势的川军将领中的知识分子，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成为因军阀混战所致国家危亡下的无数悲壮的牺牲品中的一个；一是共产党和八路军因积极抗战和卓有成就而深得民心，并因此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希望之所在；一是北路川军由于和八路军的特殊交往而大受裨益，抗战精神、抗战作风以及战斗力都明显提升。

留意这三点，或许有助于读者透过历史的部分片段，去感触整个中国抗战历史的波澜壮阔和复杂微妙，并进而感悟深刻影响民族兴亡的历史真谛之所在。

总之，笔者深信，中国抗日战争的悲壮历史，以及川军拼死卫国的大义大勇精神，是龙的传人永远不能忘记的；任何对中国的新的侵略图谋和汉奸行径，都应该及时给以相应的惩罚。只有这样，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命运，才能从根本上超越悲壮，和平崛起于新的世纪。

夔剑

2007年5月26日

附录　忆先父赵渭宾烈士（赵世诚）

先父讳渭宾，字象贤，1894年生于四川成都。“七七事变”前夕，先父在川军第41军122师任少将参谋长，在1938年3月台儿庄会战前夕的滕县抗日战役中，与王将军一起壮烈牺牲。1985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先父为烈士。为了追忆先父生前事迹，我曾向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申请借出存放在本人档案中的一封信。这是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