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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到了加拿大。

我一个人住在武昌司门口那幢辛亥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老式阁楼里。

据说这幢阁楼在解放前是武昌一带小有名气的妓院，名叫媚香楼。它顶着一头衰草矗立在周遭高楼大厦的夹缝中，像个始乱终弃的二奶，显得特别娇弱和无助，朱漆斑驳的门窗和楼梯扶手上雕龙绘凤，残存着旧时大武汉的盛世浮华。

有时我把鼻子贴在墙壁上，还能嗅到古老木板上散发出的淡淡的胭脂味道。我天生对女人缺乏免疫力，不知是否就跟阁楼里面百年不消的脂粉气有关。

我曾听别人说，民国后期，这里住着一位名叫百合的绝色女子，她爱上了一位国民党军队的少尉，后来那位少尉随败军撤退到了台湾，说好过一两年就回来接她，谁知从此就音讯杳无。解放后，百合成了被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重点改造的对象，但不久就在一个雷雨夜穿着绣花鞋跳楼而死。有人说她是思念过度，精神失常自杀，也有人说她是以死来抗争一个专政干部对她的凌辱。

我们家搬过来的时候，我常常有意去阁楼里寻找昔日风花雪月留下的痕迹，但我只在13岁那年从天花板的裂缝里抠出一个金耳勺。

我曾经无数次想象，这个镂满精致花纹、在血色太阳下闪烁着神秘古老光泽的金耳勺，是否就是当年百合为了赎身而私藏的宝贝呢？

我的脑海里总是充满这种古怪的念头。

2001年晚春某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在武昌街道口的宝通寺山门外面，我碰见一个据说可以看见前生和来世的游方僧人，他仔细看了我的面相，说我的前生是一头猫：懒散、敏感、多疑、外表沉静，但内心暴戾凶狠。

第2节：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中午一场春梦刚醒，我正躺在藤椅上一边惬意地喝着君山毛尖，一边晒着暖暖的太阳。沈小眉打电话给我说今天她休息，问我有没有空陪她出去逛街。我说每次陪你逛街，我都得给你拎着大包小包，你是不是又想压迫可怜的劳动人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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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哪啊，今天是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没事我哪敢劳您姚哥大驾。

我问沈小眉今天怎么特殊了，是要订婚了还是要结婚了，是不是有了那个小白脸的英雄后代准备传承未来了？

沈小眉说，姚哥，你别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好不好，我早就跟小白脸吹了，今天是我24岁生日！顿了顿，沈小眉又愤愤不平地说，姚哥，你真是丧尽天良，你每年大寿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的生日你就从来没记得过！

还没等我辩驳，沈小眉就生气地挂断了电话。

想想沈小眉的话不无道理，心中就有些愧疚。每年我过生日，她总是到处张罗着，好象过年一样：帮我整理房间、洗衣服、去臭气熏天的菜市场买鸡鸭鱼肉，并且亲自操刀下厨，虽然她做的菜不是太淡就是太咸，不是夹生的就是煮得跟猪食一样，但心意还是很到位的，要知道她在家里可是个娇生惯养的资产阶级小姐，连｜乳罩和内裤都是她老爸帮着洗的。

我抽烟时爱玩弄的ZIPPO火机，我被同事羡慕不已的雷达手表，我跟女网友发短信调情时用的诺基亚，我系的鳄鱼皮带等等，都是沈小眉送我的生日礼物。

有一次沈小眉问我，知不知道她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随口说是正月初一吧。她说不是。我又信口胡驺道，那就是八月十五。气得她差点把我的耳朵给拧下来放进烧腊铺，然后她在我耳边以120分贝的高音大吼道，姚伟杰，这回你给我记清楚了，本小姐的生日是2月17！2月17！

直到我像和尚念经似地把2月17日这几个数字唠叨了数十遍，她才恨恨地把手从我的耳朵上移开。

但很不幸的是，我天生对数字极不敏感，有时连自己的手机号码也记不住，这不，今年的2月17，我又忘记了是沈小眉同志伟大的诞辰。

沈小眉是我的小学同学，浪漫点说是青梅竹马。她家住在阅马场，一幢很古旧的欧式花园，屋顶上还有着半裸的希腊众神雕像。一年四季，墙上总是缀满了各种绿荫荫的爬行类植物。

最初，是解放前的一个洋买办住在这里；抗战时期，它又成了一个国民党中将的私宅；再后来被沈小眉的祖上——当时汉口赫赫有名的“瑞福源”钱庄老板买了下来。

沈家花园后面是一条铁路。小的时候，我常常坐在铁路旁边那堵残损的古城墙上看着火车呼啸而过，没有火车的时候，我就那样无聊地看着铁轨沉默地伸向远方，想象远方会是一个怎样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