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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在农村。18岁考上大学，靠刻苦学习，成了他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博士。他清高固执。婚前我虽有所察觉，但并不那么强烈。父亲说这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没什么了不得的。

我生在四川成都，当时父母亲下放在那里。母亲生下我后，得了产后忧郁症。在我五岁的那年，不知受了什么刺激，她投河自尽了，没能等到父亲调回工学院的那一天。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带我回到了他阔别七年的这个北方大都市。我姐一直住在上海奶奶家。父亲调回后，也把她接了回来。为照顾我们姐妹俩，奶奶特地从上海搬来跟我们住。我从没见过爷爷，父亲说六五年他就去世了。也许跟我生在四川，童年又在那里度过的有关，我性格里透着一股四川人的倔强和泼辣，跟我姐完全不同。

婚后不久，我应聘进了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华北分行。参加完新人上岗培训后，我跟另外两个学会计的一起被分到会计结算部。会计部的董经理是个老学究，慈眉善目的，管得不严。晚点来早点走，他从不计较。他给我们三个新来的各找了一个师傅。就数我的师傅年轻，看上去也就30刚出头，长得一张娃娃脸。他叫于晓明，很有耐心，脾气也好。他手把手地教我。我并不笨，一学就会。可惜的是，我刚跟他干了三个月，他就调走了。董经理让我接下他的全部工作，真有点赶鸭子上架。

于晓明临走前，行里几个要好的同事为他饯行。他把我也叫上了。吃完饭跟大家分手后，他打车先送我回家。路上，我问他：“他们说你要调到师范学校去，干吗……”

他打断我，说：“我老婆的舅舅是那学校的校长，我把档案存在他们那儿。”

我问他：“你不去师范学校？”

他想了想后，小声地说：“我移民去新西兰，你别跟别人说。行里除了你，没人知道。”

他的话让我吃惊不小。我又问：“这儿多好，干吗去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我也不想去，可没辙呀。我老婆说了，要么离婚，要么跟她去漂洋过海。”

听他这么说，我不禁想问他，以牺牲自己的事业为代价来维系婚姻，这样的婚姻能长久吗？他这么做，值得吗？可我跟他，除了工作，私下里并没什么接触，不了解他和他的家庭。再说，我干吗要掺和人家的家务事？话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

于晓明走后，一直没跟我联系。会计部的人说什么的都有。不过，我心里还是挺感激他的。他既教会了我许多东西，又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更早地独当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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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狱　第一部分（2）

“五一”节前，我跟我丈夫总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面积虽不大，可我已经很知足了。房间里摆了张双人床、一个大衣柜和一张梳妆台，没地方放床头柜，就用两张方凳子代替，一边放电话，另一边放台灯。客厅里也没买太多的家具，除了一张三人沙发外，就只有一张长餐桌和几把椅子。电视机、录像机都是父亲那里淘汰下来的，只有冰箱是新买的。餐桌的另一半被当成书桌。没两天，上面就堆满我丈夫的书和乱七八糟的东西。

有了小家，柴米油盐、锅碗瓢盆这些生活琐事一下子摆到我们的面前。没多久，新婚的快乐和幸福就被过日子的烦恼所代替了。我本来就不太会干家务活。结婚前，都是父亲和我姐他们烧饭煮菜，我最多收拾收拾房间，刷刷碗洗洗衣服。用电饭煲焖米饭，我都不知该放多少水。父亲曾教过我用手指头去量，水高出米半手指就行了，可米有涨有不涨，我又不懂得调节，焖出来的饭时硬时烂，有时还夹生。婚后，我也想学想干，可我丈夫总打击我，嫌我不会做这，不会做那，这个做得不对，那个做得不好。搞得我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他的口头禅就是：“你会干什么？”渐渐地我也懒得学，懒得干了。

他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喜欢挑我的毛病。对他的冷嘲热讽和戏弄指责，起先我还能忍，装着视而不见，尽量不跟他顶嘴。哪知他得寸进尺，到了横挑鼻子竖挑眼的程度，让我忍无可忍。于是，两人吵吵闹闹便成了家常便饭。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吵的还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心想，谁家没点磕磕碰碰的，过了磨合期兴许就好了，也就没往心里去，依然我行我素，不知悔改。

他读博士的最后一年，常常做实验做到深夜，周末还要去实验室加班。家里就我一人，有时我也懒得收拾，心想又没客人来，花时间白忙乎还不如看录像带充实。那段时间，外面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