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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韩非子》搭建的新法家框架是：势治为根，法治为轴，术治为察。

势者，权势也。位高则重，位卑则轻，是谓势也。自古治道经典，无不将“势”明确看作权位。《尚书·君陈》云：“无依势作威。”法家言势，则明确指向国君的权位，也就是国家的最高权力。

《慎子》云：“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桀为天子，能乱天下。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者不足慕也……尧为隶属（治陶工匠）而施教，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是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

慎到之所以将势治作为法治精要，其基本理念推演是：最高权力是一切治权的出发点，没有权力运行，则不能治理国家；权力是律法政令的源头，更是行法的依据力量；没有最高权力，任何治道的实施都无从谈起，是谓无势不成治。所以，运用最高权力行使法治，被势治派看作最根本的治道。

慎到的势治说不可谓不透彻，但因为不能透彻论证权力与法治的关系而大显漏洞。一个最大的尴尬便是诸多堪称贤明勤政的国君权力在手，却依旧不能治理好国家。

缘由于此，李悝、商鞅等重法之士应时而生，将国家治道的根本定位为法治，认为法律一旦确立，便具有最高权力不能撼动的地位，所谓举国一法、唯法是从，皆此意也，是为法治派。

术者，寻常泛说的是技巧、方法。然则，法家所言之术，却是治吏之道，是谓术治。战国之世，术治说由申不害执牛耳，被天下看作与商鞅法治说并立的法家派别。

申不害术治说的理念根基在于：无论是势还是法，都得由人群来制定推行。这个人群，便是君王所统领的臣下。若君王驾驭群臣得法，律法政令便能顺利推行，否则天下无治。所以，治道之本在统领臣下的术治。

显然，申不害术治说也是偏颇的，漏洞也很明显。一个最大的尴尬是：国家若不变更旧法（根基是不废除实封制），而唯重吏治整肃，便不能根除奸宄丛生、迭起的痼疾，国家始终不能真正强盛。齐国如此，韩国更是如此。

嬴政在御书房中不断的踱步，晃得前来夜话的李斯都快头晕眼花了。他突然停下，拍手称赞道：“《韩非子》一书确实新奇，它承认“势”是法治的源头条件，却又清醒地认为仅仅依靠“势位”不足以明法治国，必须将势与法结合起来，才能使国家大治，天下太平。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孤王被韩非的论点深深地折服了。”

嬴政越说越激动：“但是孤王最为激赏的，还是《韩非子》中问诘难势说的矛盾故事。专言势治者云：尧舜得势而治，桀纣得势而乱，故势治为本也。果然如此，其论则必成两端：尧舜拥势，虽十桀十纣不能乱；桀纣拥势，虽十尧十舜不能治。如此，究竟是凭人得治，还是凭势得治？凭势得治么，暴君拥势则圣贤不能治。凭人而治么，圣贤无势而天下照乱。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故事来说明：人有卖矛卖盾者，鼓吹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鼓吹其矛之利“物无不陷也”；有市人过来说：“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卖者遂尴尬不能应也。贤、势之不相容明矣，此矛盾之说也！”

李斯也在一旁称赞道：“道理简述得睿智犀利而谐趣横生，韩非师弟的才学的确世之罕见矣”

嬴政拍手大笑：“不错，韩非所言至当！势治过甚，与人治无异。法、术、势三者结合，方为上策。”

从九岁起，嬴政便是秦国太子。从十三岁起，嬴政便是秦国之王。从二十二岁起，嬴政便成了天下第一强国的亲政君王。期间风雨险恶不可胜数，对君王不可或缺的正当权谋体味尤深，可谓烙印在心，刻刻不忘。

激动之余，秦王嬴政疑问道：“韩非如此大才，现在何处？可有功业加身？我似乎从未在影密卫搜集的六国良臣明将名单中看过他的名字。”

李斯叹道：“韩非师弟虽然身负经天纬地之才，但是不得韩王重用，满腹经纶无法施展，只得在临棠溪边结下草庐，埋首古籍经典之中。”

嬴政却是欢喜：“韩王不是伯乐，哪里识得千里马？韩非之才只有在我大秦这块土地上才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化作参天巨木。李斯，你和姚贾立即采取行动，或威逼，或利诱，把韩非请到大秦来。”

李斯作揖称道：“诺。臣一定尽心竭力。”

“那好，夜深了，你下去吧。”嬴政摆摆手，斥退左右，自己却独身看向窗外的明月，思考着帝国霸业的未来计划。

“是，王上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