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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他根据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峻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和反革命颠覆的问题做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伦怎样千头万绪要永远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马列主义的根本观点，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样掉的。他还揭露了“彭、罗、陆、杨”“四家店”的“反革命”罪行。

当时的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四　真假颠倒　“浩劫”伊始陷泥淖（五）

经过上述理论武装、思想准备、舆论铺垫，“革命”行动开始了。

于是，北京首先出现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大标语；于是，从北京到各省、市、自治区，各行各业、各单位的各级领导机构中揪出了一批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于是，中国众多的专家、学者、教授、文学家、艺术家、知识分子、文化人被打倒，被批斗；于是，文化领域各界全部被无产阶级“占领”。

对于上面所说的情形，做为我这种还没有走上社会也不太了解社会的小小青年是又惊又怕，亦忧亦喜：红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竟有这么多阶级敌人，感到特别惊讶；那些人竟然钻到了党、政、各界的领导机关，还掌握了那么大的权力，感到非常害怕；这些人终究被挖了出来了，就不怕政权被篡夺，不愁党变修、国变色、人民受二遍苦遭二茬罪了，感觉到无比高兴，好像“运动”已经大功告成了。其他人，那些老人们、大人们，那些高级干部、一般干部，还有广大普通群众，他们都做何感想呢？我想他们绝大多数和我是相似的。

然而，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一切并不符合伟大领袖的意图——没有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他看来，这是一些领导对运动不理解的表现，这是一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卑劣伎俩”。于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又着手发动更大的攻势，他们之中有些人直接到学校里发动既富革命激情又单纯幼稚的学生，因为他们看准了这只生力军会为其所用。据说北京的几位学生领袖之中就不乏与中央*领导小组的人有直接联系者（这是以后知道的）。于是，五月二十五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梓等七人写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偑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五月二十九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应运而生——这是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于是，《人民日报》在五月三十一日改了组。紧跟着改组后的《人民日报》六月一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神蛇》，当晚八点钟全国各地广播电台播放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陈伯达写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还有社论《触能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篇社论指出：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的“文化”的“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

这社论就像一支支响亮的号角，强烈地激荡着每个人的心灵。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除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分子”，谁人不愿意以行动证明自己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呢？事实上即使所谓的上述几种人也纷纷积极地去证明自己，表现自己。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中央对于这张大字报的积极态度：中央*领导小组立即热情支持了这张大字报；《人民日报》不仅全篇发表了这张大字报，并称之为“中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向全国全世界播放了这张大字报；毛主席称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因为“社论”也好，“评论员文章”也好，人们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甚至各取所需为我所用。而这张大字报不同，它是个实例、样板，它是一面镜子，它即显而易见又难以曲解。因此这篇大字报如一束点燃的火把投入了干柴堆……

对照之下，全国各地各单位的运动情况大多与北大的情形如出一辙。不言而喻，全国上下正在酝酿着一场燎原大火。一九六六年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两篇重要文章：《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布》、《毛泽东思想新胜利》。这时中央改组了北京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