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第1/4 页)

、市、自治区以下，自然也有相应的各级最大的“走资派”了，因为有那么一条政治线路和组织路线，从中央到地方是相通相连的，一揪自然是一大串，这是经过“运动”以来的实践证明了的。于是，大批判的打击面越来越广，揪斗领导干部的手段也越来越狠。对干部、群众的人身伤害从“戴高帽”、“剃鬼头”、“坐喷气式”而发展为各种体罚、酷刑、摧残人身、侮辱人格……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毛主席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全会在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已明确赞同专案组的审查意见和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如此，铸成了全国最大的冤案。据最高人民法院一九八〇年九月以前的统计，仅仅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被定为“反革命”判刑的案件，就达二点六万多件，祸及二点八万人。而因此在各种不同层次上不同程度上遭到批判斗争的人，则难以计数。

“文化”的“大革命”运动中被各级、各个组织立案审查的人员究竟有多少人，是很难准确统计的。因为每个群众组织都设了“专案组”，光“专案组”已多如牛毛了，何况被立案审查者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仅中央组织部接收原中央专案组移交的专案材料为一万七千三百四十九卷，三十九万一千三百六十三件，涉及受审人员六百六十九人。据中央专案组一九七五年的一份《报告》云，上述被审查人员，定为“问题性质严重或敌我矛盾”的有三百二十人，占被审人员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八。被列入中央专案组审查的人员中，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及省、直辖市、自治区副省长（包括军队中相当这一级的干部）以上干部二百一十三人，其中八届政治局委员十人，中央书记处成员十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七十一人（不包括省、市审查的）、国务院副总理七人。据不完全统计，“运动”中，原中央专案组先后共关押和监护的干部有一千一百二十四人，被隔离在单位、干校或外地的不计其数，有数以万计的无辜干部群众和证人及家属受株连。“运动”前，全国副省长、副部长以上干部，“运动”中受冲击的占百分之五十。其中由各地各部门立案审查，被诬以各种罪名的有四百五十三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不包括原中央专案组审查的）。仅一个北京市郊的秦城监狱，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一年四年间，就关押高级领导干部五百人以上。其中被折磨致死三十四人，伤残二十余人，被折磨成精神病的六十余人。试问哪朝哪代有过如此大的冤狱？哪年哪月有过这般多的冤案、冤魂？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十三　争权夺力　同室操戈今胜者（三）

经过几个月的“炮轰”、“打倒”和“砸烂”，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各级党政机关普遍陷于瘫痪，各级负责人普遍被关押、揪斗或靠边站而不能理事，正常工作、生产秩序已然接近于崩溃状态。在“运动”发起者看来夺权的时机已然成熟。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宣称：“一九六七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这个“总攻击”之实质即是“夺权”。因而，六七年元旦社论无异是全面夺权的动员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工总司）等二十几个造反派组织成立了“打倒上海市委筹委会”。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小组调查员”的名义从北京回到上海，紧急策划夺权。这一天，上海《文汇报》的造反派夺了报社的权，并发表了夺权宣言。次日，《解放日报》也夺了权。张春桥对上海“工总司”等组织头头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要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一月六日，以上海“工总司”为首的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了“打倒市委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华东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市人委的主要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等被揪到会场接受批斗，并将全市几百名局级以上干部揪到会场陪斗。大会发出三项通令：一是宣布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市长；二是勒令陈丕显交代“反革命罪行”；三是要求党中央改组上海市委。大会以后，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一月八日，在张春桥、姚文元指挥下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