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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要求军队“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以后毛主席又给军队增加了“军训”、“军管”、“支工”、“支农”的任务。这即是当时统称的“三支两军”工作。

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带动下，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公开支持下，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闻风而动，夺权之风迅及全国。

首先行动起来的是山西省。原山西省委负责人之一刘格平组织起“山西省造反总指挥部”。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自即日起接山西省委对*的一切领导权”。

其次是山东省。原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与康生之子张子石，于一月二十二日夺了青岛市的党政大权，然后率众到济南，在山东地区驻军的支持下，夺了*山东省委和省人委的权，并于二月三日建立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三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社论说：“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地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的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活动。”所谓革命的“三结合”即：“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是夺权斗争的基础”；“革命领导干部，对于夺权斗争的胜利起重大作用”；“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强大的靠山”。

从此，“三结合”就成为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后来毛主席又说“三结合”要以干部为主，老、中、青要以老为主。因而各地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交椅——革命委员会主任，一律是原来相当级别的“老干部”。在这种形势下，广大领导干部，不论被“打倒”的，“靠边站”的，还是躺进疗养院的，纷纷写大字报表态——“亮相”，而其中绝大多数是亮在了“造反派”一边。以感情而论，他们是亲近“保皇派”的——毕竟他们是自己的嫡系，也实实在在为自己拼搏得很苦。但是他们大多数人的抉择完全是理智的，不论其是迫于形势，抑或是处于自己的觉悟。当年姚文元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干部和党员站在造反派一边。这个数字不见得很准确，但至少可以说明当时大多数人认为造反是正确的。

再次是贵州省，原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组织了“贵州省无产阶级造反总指挥部”，于一月二十五日发表通告，宣布接管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委和贵阳市委、市人委，通告说：“一切权力归造反派”。

然后是黑龙江省。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轴承厂、量具刃具厂、锅炉厂、一机厂等造反派的支持下，于一月三十一日召开了誓师大会，夺了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权，宣布全省的临时权力机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诞生，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

以“革命委员会”命名夺权后的权力机构，黑龙江是首创，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称赞：“革命委员会好”。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十三　争权夺力　同室操戈今胜者（五）

由上海开端，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的一市四省都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份内进行了夺权，而且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人民日报》分别发表社论表示了支持，这就构成了一九六七年春全国夺权的第一个高潮。不过，这些夺权也都历经坎坷和反复。除了上海，山西省夺权后矛盾也不少，直至两个多月后的三月十八日，省革命委员会才正式成立。黑龙江省的问题尤其严重。支持潘复生夺权的学生造反派见自己在革委会中的席位太少，且不被重视（革委会中学生造反派仅有一席，而且不过是个小常委），他们感到被欺骗了、被愚弄了、被侮辱了，于是他们愤怒了。在省革委会诞生的当天，就在全哈尔滨市贴出了“炮轰”它的大标语：“万炮齐轰‘两结合’的假‘革命委员会’！”“东北新‘鼠’光好景绝不会长久！”（黑龙江革委会成立时，《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题为《东北新曙光》）“我们要展开第二次夺权斗争！不获全胜，誓不收兵！”于是，“炮轰派”就此形成。潘复生对“炮轰派”学生实施了严厉的铁腕政策，把他们统统打成“现行反革命”，下令逮捕、通缉。这样，“炮轰派”就更加愤怒了，他们由公开而转入地下，四方呼吁，八方串联，争取同情与支持，伺机东山再起。被结合进省革委会的学生造反派代表，哈尔滨师范学院的范正美，以潘复生*为“东北新曙光”浴血奋战并立下汗马功劳的造反派战士为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