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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内森只是一个丑角，或如果自始至终只上演一种题材的话，那么即使他满腹经纶，他的表演也将流于单调甚至变得可笑。他对这种喜剧表演极富灵感，且见多识广，兴趣广泛。在我们呆在一起的那些愉快时光里，他永远讲着那些极富想象力的笑话。或许还应该再加上一句，我总是感觉到，正是内森——也许是因为他的年长，或纯粹是因为他天然具备的那种磁场般的吸引力——在为我们所有的谈话定基调，尽管与生俱来的性格使他从不独自霸占这个舞台。我也不是个不善言辞的人，我讲话时，他也洗耳恭听。我想，他应该算是博学多才之人——几乎无所不知；然而他的热情与智慧，以及展示学识时那种轻松自然的神态，使我从未在他面前产生憋闷和令人窒息的不满感。这是一些博学多才的人滔滔不绝地大讲特讲时常常会令人产生的一种感觉。他有着令人惊叹的广泛的知识面，我得不断地提醒自己，我是在与一位科学家，一个生物学家谈话（他总令我想起像朱利安·郝胥黎那样的奇才，我在大学时曾拜读过他的文章。）——这家伙精通文学和许多典故，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他可以在一小时里轻轻松松地将李顿·斯特拉齐、《爱莉丝漫游仙境》、马丁·路德早期的禁欲思想、《仲夏夜之梦》以及苏门答腊猩猩的交配习性，像一个珠宝盒似的融汇在一起，统统编进一篇讲稿。这东西既滑稽又十分严肃，对窥阴癖与露阳癖的本质联系进行了专门探讨。

这一切都令我信服。在德莱塞的问题上，内森拥有与怀特赫兹有机体理论同样程度的了解。对自杀问题也是如此。他似乎对这个问题有某种特殊的偏好，对此他不止一次地谈起过，虽然与病态的边缘有些接近。他说，他最推崇的小说是《包法利夫人》，不只是因为它在形式上尽善尽美，还因为它对自杀这个主题的剖析；爱玛的服毒自杀简直是一种不可逃避的悲壮之举，使它在西方文学中成为人类精神状态的最高象征。一次，他在讲一个十分滑稽的笑话时，谈到灵魂的再生问题（对此他说，他决不怀疑它的可能性），他宣称说他前生是一个犹太教的阿尔比根修道士——一个名叫圣·内森·勒·博恩的杰出优秀的僧人。他说他疯狂地迷上了分裂出来的那支对自我毁灭有着强烈嗜好的异端教派，曾单枪匹马到处传教。对此他有一套理论，即如果生活是一种罪恶，就有必要尽快结束它。“我只有一点没有预见到，”他评论说，“那就是我被带入二十世纪的生活之中。”

然而，尽管在他所关心的事物中有这些轻微的不安分因素，但在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愉快的夜晚中，我仍未感觉到苏菲亲身经历过并向我暗示过的哪怕是丝毫的消沉沮丧的情绪。我必须承认我被他迷住了，我甚至有些嫉妒。我忍不住怀疑这些暗示与打斗都是她那阴郁的波兰人的想象力凭空杜撰出来的。我想，这是波兰佬一贯的伎俩。

不，他如此温柔地为别人操心，怎么可能出现她向我暗示的那些可怕的行为？（尽管我也知道他的坏脾气。）比方说我的书，我正在完成的小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宝贵的充满真情的坦诚相告，尽管早些时间我们曾就南方文学是否衰落发生过争执。他对我的作品表现出的兄长般的关心让我倍感亲切，深受鼓舞。一天早上我们在一起喝咖啡时，他问我能否将已经完成的部分拿给他看。

“为什么不呢？”他热情地说，黝黑的脸上一脸急切，前额出现几道皱纹，看似有些愁眉不展的脸上浮起了慈祥的笑容。“我们是朋友。我不会妄加评论，甚至连一点建议也不会提。我只是想看看。”我有些害怕。坦白地讲，我害怕是因为还没有一个人看过那些黄色手稿，页边的空白处满是污秽的手指印，散发出一股腐烂的臭味。还有，我对内森尊敬之至，我明白如果他对我的辛苦之作有一点不满意，哪怕是完全无意的，也都会对我的热情造成致命的打击，甚至影响到我今后的写作。但是，一天晚上，我还是冒险拿了九十页的手稿给他。我曾天真地订了一个宏伟计划，就是在没有完成最后一行字之前，绝不让任何一个人看到它，即使写完后也只让出版社老板阿尔弗雷德·克劳福亲自来看。我和苏菲坐在枫苑回忆童年和克拉科夫时，内森独自一人在粉红宫殿里阅读这些手稿。大约一个半小时后，他从夜色中走进酒吧挤到我身边，我的心顿时怦怦地乱跳起来。内森眉头上沾着汗珠，一屁股坐在对面苏菲的身旁。他目光平缓，看不出任何表情；我一下子吓呆了。“不，别说！”我差点就要求他了，“你说过不作评论的！”但他的评论好像凝固在空中即将来临的闪电雷鸣。“你读过福克纳，”他慢慢地开了口，声音平缓没有起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