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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的碱土路上来回奔波，并不时挥舞旗帜，指示着人们前进的方向。首先上路的是驮着县府文件的骡队，几十匹骡子，在几个小兵的驱赶下，无精打采地往前走。骡队的末尾是一匹司马库时代遗留下来的骆驼，它披着一身肮脏的土黄色长毛，驮着两个铁皮盒子。它在高密东北乡待久了，正在由骆驼向牛变化。紧跟着骆驼的，是抬着县府印刷机器和县大队修械所车床的民夫队，几十个民夫，都是些黑色的汉子，都穿着单衣，肩膀上套着荷叶状的垫布。从他们摇摇摆摆的步伐和咧嘴皱眉的神态上，可以知道那些机器是何等的沉重。民夫队后边，便是老百姓的杂乱队伍了。

鲁立人、上官盼弟等县、区干部骑着骡子或马，在路边的盐碱地里来来回回地跑着，竭力想造成一个有秩序撤退的局面。但狭窄的道路拥挤不堪，路外狭窄的碱地又相当好走，老百姓便离开了道路，散成宽漫的队形，踩着吱吱做响的地皮，往东北方向涌去。撤退从一开始便成了乱七八糟的逃亡。

我们—家，被裹挟在汹涌的人流里，时而是在路上走，时而是在路下行，后来也就分不清究竟是在路上还是路下。母亲脖子上挂着麻襻，推着一辆木轮车，两只车把距离太宽，她的双臂不得不尽量伸展。车子两边绑着两个长方形的大篓子，左边篓子里盛着鲁胜利和我们家的棉被、衣物；右边篓子里盛着大哑和二哑。我与沙枣花分在车子两边，各自手把着一个篓子，跟车行走。盲目的八姐扯着母亲的衣襟，跌跌撞撞地尾在后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上官来弟在车子前边，肩上搭着一根绳子，弓着腰，往前探着头，像头任劳任怨的牛，拉着我们家的车。车轮发出“吱吱悠悠”的刺耳声响。车上的三个孩子脑袋转动，看着四面八方的热闹风景。我脚踩盐碱地皮，听着脚底下碎裂的声音，嗅着一股股蹿上来的碱味，起初很觉有趣，但走出几里路，便觉腿酸头重，浑身无力，汗水从腋窝流出。我的那只健壮如小毛驴的白色奶山羊恭恭敬敬地跟随在我的身后，它精通人性，不需要缰绳羁绊。

那天刮着遒劲、短促的小北风，风头锐利，割着我们的耳朵。莽莽荒原中腾起一团团的白色烟尘。这些烟尘是碱、盐、硝的混合物，刮进眼里眼流泪，沾到皮上皮痛楚，吃进嘴里不是好滋味。人们顶着风前进，都眯缝着眼。抬机器的民夫们汗透衣服，沾着碱土，一律成了白人。母亲也成了白人，眉毛是白的，头发也是白的。进入低洼的湿地后，我们的车轮转动艰难，大姐在车前苦苦挣扎，绳子深深地煞进她的肩膀。她的喘息声就像垂死的哮喘病人一样令人心惊和不忍。母亲呢？母亲与其说在推车，还不如说是在受着耶稣一样的酷刑。她的忧郁的眼睛里流着连绵不断的泪，泪水在她脸上，与汗水一起，冲出了一条条紫色的小沟渠。八姐挂在母亲身后，像一个翻滚的沉重包袱，在我们身后，留下一条深深的车辙印。但这道车辙印很快便被后边的车子、牲畜蹄子和人脚糟蹋得模糊不清。我们的前后左右，都是逃难的人。许多熟悉的脸和不熟悉的脸都变得乌七八糟。大家都很艰难，人艰难，马艰难，驴艰难，比较舒服的，是老太太怀里的母鸡，还有我的奶羊。它蹄轻脚快，在行进中还有暇啃吃一些芦苇的枯叶。

太阳把碱地照得泛出苦涩的白光，刺得人不敢睁眼。白光在大地上游走，仿佛一摊摊烂银。荒原茫茫好像前边就是传说中的北海。

中午时，人们像被传染了一样，在没接到任何号令的情况下，一窝随着一窝地坐下来。没有水，喉咙里冒着烟，舌头像被卤过，咸涩板结，运转不灵活。鼻孔里喷出的气灼热，但脊梁和肚子却冰凉，汗湿的衣服被北风吹透，变成僵硬的铁皮。母亲坐在一只车把上，从篓子里拿出几个被风吹裂的馍，掰成几半，分给他们。大姐只咬了一口，干裂的嘴唇便崩开一条血口，几颗血珠子迸出来，沾在馍上。车上那三个小东西灰脸瓦爪，七分像庙里的小鬼，三分像人。他们低垂着脑袋，拒绝近食。八姐用细密的白牙，—圈一圈地啃着灰色的干馍。母亲叹道：“这都是你们的好爹好娘想出的好主意。”沙枣花哼唧着：“姥姥，我们回家吧……”母亲举目望望满坡的人，只叹息，不回答。母亲看着我，说：“金童，从今天起，换个吃法吧。”她从包袱里拿出一个印着红色五角星的搪瓷缸子，走到羊腚后，蹲下，用手捋去羊奶子上的尘土。羊不驯服，母亲让我抱住羊头。我抱着它的冰凉的头，看着母亲挤它的奶头。稀薄的乳汁浙浙沥沥地滴到缸子里。羊一定不舒服，它已习惯了让我躺在它的胯下直接吮吸它的奶头。它的头在我怀里晃动着，弓起的脊背像蛇一样扭动。母亲重复着那句可怕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