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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家和司马家打转。好像高密东北乡历史就是上官家和司马家的历史。老百姓对这些图片不感兴趣,老百姓感兴趣的是关于四姐的展览。可恶的公社干部把四姐的终生积蓄摆在一个玻璃柜里供人参观,那些金银财宝光芒四射,照花了百姓们的眼。
展览进行了三天后,珠宝引起的热情消褪了,人们的阶级仇恨也没见出明显增长。公社干部别出心裁,要把四姐弄到展览馆里去现身说法。
戴着眼镜、额头光秃发黄像扇瓢、尖嘴猴腮的公社党委宣传委员羊解放率领着四个大背着半自动步枪的民兵撞响了我家的大门。四姐颤抖不止,双手在身边摸索着。她有吸烟的习惯,洁白牙齿被熏得焦黄。她终于摸到了香烟,点着火抽起来。尽管是亲生女儿,尽管她有恩于家,但俭省的母亲对她的抽烟恶习颇为厌恶。她的烟是我替她去供销社买的,是那种一毛钱一包的“勤俭”牌。我想她腰里的钱只够买两包“勤俭”牌香烟了。她嘬嘴缩腮,深深地吸着,烟头的火噼噼啪啪地响着,劣质香烟,散发出燃烧破布的臭味。一霎那间我发现四姐是个苍老的女人的。她低垂的眼睛里流溢出混浊的光芒像黄色的粘稠树脂,仿佛能粘住苍蝇的腿脚。她也许是害怕,也许不害怕。她也许是仇恨,也许是不仇恨。她的丑陋的脸在浓臭的烟雾里朦胧着,令人不敢正视。见过大世面的母亲说:“金童,开门去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大门洞开,羊委员昂然而入,他脸上飞扬着公社干部那种骄横自得的神情,人个头虽小,但精神勃发,宛若一根充足了血液的驴鸡巴。四个民兵,狐假虎威,曳枪下肩,手拍枪护木啪啪响。母亲眯着眼,打量着羊委员。羊委员有些委靡,像绵羊一样咳嗽了几声,转过脸,对着四姐,道:“上官想弟,请跟我们走一趟。”几十年中,上官家听惯了这句话。这句话后边隐藏着的邪恶内容,我们了如指掌,这几乎是进班房、上法场的同义语。母亲说:“为什么?俺闺女犯了什么罪?”羊委员狡辩道:“谁说她犯罪了?我说她犯罪了吧?我可没说她犯罪,我只是请她跟我们走一趟。”母亲问:“你们要她去哪儿?”羊委员道:“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也是磨道里的毛驴,听吆喝的。”母亲挡在四姐面前,坚定地说:“不去,俺没犯国法,哪儿也不去!”四个发兵又把枪托啪啪地拍响。母亲蔑视地着他们,说:“别拍了,这种动静我听得多了,日本鬼子放炮时,你们还没出世呢!”羊委员放下趾高气扬的架子,阴沉地说:“大娘,您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母亲道:“欺负孤儿寡妇,老天都不容哪!”四姐淡淡笑一笑,站起来,道:“娘,别跟他们费口舌啦!”她转身对羊委员说:“你们出去等着吧,我要拾掇拾掇!”
我猜想四姐是在摹仿那些英勇就义的女豪杰,赴法场前要梳洗打扮一番,但也许出于她的天性,天生爱美,不愿蓬头垢面出去见人。她滋滋地把手中的烟头吸到烧唇烫指的程度。然后噗地往外一吐,让烟纸和残余的烟丝分离――这一招上官盼弟也会――落在羊委员脚前,这动作富有挑战性也许还富有挑逗性,羊委员瞅着地上冒烟的烟丝儿,脸色尴尬。他说:“快点,限你十分钟!”四姐懒洋洋地进东间屋里去了,她在屋里磨蹭了足有一个小时,急得羊委员和四个民兵在院子里团团转。羊委员几次敲窗催逼,四姐在屋里一声不响。终于,她出来了。她穿着一件骇世惊俗的红绸旗袍出来了。她足蹬一双缎子绣花鞋,脖子上挂着一串珍珠。她脸上涂着一层粉,嘴唇抹得猩红。她腰肢如柳条,白色的大腿在旗袍的开叉处闪烁着。她的眼睛里流露着恶狠狠冷傲傲的光芒。四姐这一身打扮让我心中满是罪疚感。我感到无地自容,只了她一眼便不敢再抬头。我虽然生在太阳旗下,但毕竟成长在红旗下,四姐这样的女人我只在电影上见到过。羊委员小脸赤红,四个咋咋呼呼的民兵也成了呆瓜。他们尾随着四姐而去。四姐临出门前回眸对我一笑。这一笑妖气弥漫,令我终生难以忘却。这一笑常常进入我的梦,使我的梦成为噩梦。母亲叹息着,满脸老泪纵横。
四姐被请进阶级教育展览馆,站在她那些珠宝面前。高密东北乡的人从此便疯了,大家像看珍稀动物一样拥进去看四姐。公社干部要四姐交待她是如何剥削来这些珠宝的。四姐微笑不答。实际上由于四姐的出场,高密东北乡这一次阶级教育展览的意义便完全被消解了。男人们是看妓女。女人们也是去看妓女。四姐虽已是残花败柳,但瘦死的骆驼大如马,丑死的凤凰俊过鸡。尤其是她那件火红的旗袍,照耀得阶级教育展览馆一片红光,远看好像屋里着了火,真他妈的像那范国花说的那样。四姐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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