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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英一案。其贪污罪涉及8ooo多万元，因为积极退还全部赃款，被法院认定可以从轻处罚，判处死缓。但受贿的2ooo多万元却未能逃过死罪，是因为“数额特别巨大，具有索贿情节，给国家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但关键的问题是认罪态度。济南中院认为：“李培英归案后虽曾对其犯罪事实予以供认，但在审理过程中，李培英又推翻供述，所以对李培英有自情节、认罪态度好的辩解不予采纳。”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陈同海和李培英两个贪官的不同命运，反映的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司法政策，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极端后果是，为了换取“从宽”的判决结果，被告人必须放弃所有的合法抵抗，对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照单全收，退还全部赃款，包括在法庭上涕泪滂沱地忏悔，直到控审双方满意为止。

但是，由于中国的司法没有认罪协商或者诉辩交易制度，被告人无法从容不迫地与控方谈好条件，然后全盘招认，从而为自己在所有可能的结果中选择一种最不坏的。既如此，被告人在法庭上供与不供，就是个问题——如果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即使全部供认不讳，也可能功不抵过，最后落得死罪不饶、财产没收一空的结局；而如果要对被指控的行为进行辩解，甚至否认，有可能辩解未被法院采纳，反而因“抗拒”导致罪加一等，李培英就属此类。

同时，刑法对贪污、受贿罪的死刑起点规定了1o万元的底线，没有也不可能规定上限数额达到多少一定要判处死刑，而且刑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条件规定得过于原则化，受贿2ooo多万元被判处死刑，受贿将近两亿元却被判处死缓，这样的制度和司法实践，留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主观性、随意性太强。被告人为了应对这种司法环境，只能像赌博一样，在供与不供之间权衡利弊。

进一步地说，因为有法定从轻的情节，受贿两亿元可以免除一死，而这个数额与死刑的起点刑罚1o万元相比，简直可以死上2ooo次！那么，受贿1o亿元或者更多呢？如果被告人全部满足了控方和审判机关的要求，是否也属于刑法第48条规定的不立即处决的情形？反过来说，受贿1o万元以下，也可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但并不适用死刑。如此一来，贪官职务犯罪的数额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变成了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又可以由法官在所谓自由裁量权的范畴内，以“坦白从宽”的名义任意图解。

近年来，部分学界人士主张废除死刑，至少从现在开始，大量减少死刑的适用，甚至可以考虑废除经济犯罪等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以为最终废除死刑创造条件。但是，无论我们对死刑问题如何争论，只要死刑制度现实存在，它对每一个犯罪的人所带来的预期后果就应当是平等的，只有平等的司法才能产生令人敬畏的恒久的公信力。

………【狱警日记（连载）（210）】………

美国版的《越狱》在世界各地上演了。在网上网友的评论也不少，我就写个中国版的《越狱》呵呵……在看守所里想逃出来的人不在少数，但真正有胆子创造条件越狱的不多，有些重刑犯用自残来获得外出看病的机会逃脱（在看守所里象什么挖墙之类的不多）他们自残的方式很多，头撞墙角吃筷子……反正是你想不到的，非常惨忍。

利用会见律师之机，关押在无为看守所的“盗抢犯”李某突然越过窗户逃出了看守所，最终被武警擒获。近日，巢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李某犯抢劫罪、盗窃罪、脱逃罪，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o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剥夺政治权利5年。宣判后，李某表示服判不上诉。同案的阿伟、王某、彭某3人也分别被判3至16年不等有期徒刑。

今年3月18日，涉嫌抢劫罪和盗窃罪的29岁重庆男子李某被关押在无为县看守所。当日下午，李某的委托律师要会见他，民警就将其从监舍带往候审室。中间要经过三道门，谁知，当李某经过第二道大门时，现第三道大门所在的墙上有一扇窗户是敞开的，李某趁民警不备，一跃而上，快越过窗户，穿过大院，从看守所大门夺路而逃。值勤的武警战士一路狂追，两分钟后，将其摁倒在4oo米开外的菜地里并押回。

法院审理查明，2oo8年11月15日凌晨，李某伙同同乡王某、彭某窜至无为县无城镇某花园小区何某家，撬开防盗门入室行窃被现后，3人持刀、铁撬胁迫何某夫妇，当场劫得现金2ooo余元、诺基亚手机一部和女式手表一只；同年1o月26日夜，3人窜至濉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