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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觉得它很重要，认为这是近三百年中国经济史里，第一等重要的大关节之一。在我之前，还没有人把它揭示出来，也许这就是这篇文字的意义所在。尽管我却一直以为自己没什么……

这些，就算是一点儿“多余的话”吧！

“神来之笔”

俗话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的这篇文字（《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从清代农业政策看当代农村变革》）发表以后，按照“惯例”，挨一伙妄人的骂是免不了的（参见网易博客），倒也着实受到一些好评。

比如，财经博客上说：“拜读，超级受益”（《财经网》网友）；“好文啊好文，有诺斯之宏远视界”（whtclement）。网易博客：“说得很有道理，支持，真是个有眼光的高人”（职业操盘手）；“这些事都是总理级别的人考虑的，不可能大多数都理解”（shenmiao）。

第一时间有一位年龄相仿的教授打电话来，把文章夸了一顿，说什么独自立意，独立思考，不追随外人，云云。一位老辈学者看了以后，大声对我说：好！好！这是你写得最好的一篇（文字）。而且那几个举证（50年代以来），都让人无话可说。

（悄悄说，那篇《忆发展组》，在文字上可能更好一些。）

我还要强调，所谓“垦政”、“农政”、“粮政”……都是跨越朝代、超越意识形态，无论谁上台执政，都不能回避的国家大政。就我眼光所及（或许也可称为“时代意见”），重点是在所谓“多种经营”，关键认识则在“土地开垦”。

如果说有什么“神来之笔”，乃是指这一句：农业学大寨，开山造地，各地退经还粮，恐怕仍然是“扩大粮食耕作面积”，仍然是一种“开荒”。

这体现出内心深处对土地开垦的执着，仍是囿于清代以前各朝的经验。

也是我以前未曾有过的认识，从来还没人说起。

另一个词句仍是与此有关，即指出清朝皇帝思想的“前瞻性”。也为以前所无。

清代皇帝不是“寻章摘句”的士子，而是身兼“总统”“总理”二职于一身的国家元首。认定一个道理，不计俗人所谓对错，不管细节有无出入，有思想有决断，大声说出自己的看法，终于形成经济史上的一段佳话。

明明还有荒地可以开垦，却一口咬定没有，第一，（消极地说）并不为了增加税收；第二，（积极一面）使农业发展转入下一个层次，这是何等的见识，何等的担当！

所以昨日我在有关政治理念的一个采访中说，（将来）我宁可活在这样的领导人之下（如康熙老爷爷），而不要去“关心政治”。也就难怪在采访者看来，这确是“一个人的战争”了！

马尔萨斯阴影下的人口争论

近些年来，中国历史人口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不但拓宽了旧有的研究领域，使其踏入更为细致深入的层面，而且就若干重大问题发表了许多不同见解，和展开了一场饶有趣味的学术争论。这对沉寂的学界来说，大约也是一个“异数”。本文无意对此作出全面评价，只打算就其中一些问题，特别是围绕着《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一书的争论，谈几点看法。

本篇发表于《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一、关于中国人口机制

李中清和王丰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书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也许就是关于中国人的人口行为了：与马尔萨斯所说不同，很久以来，中国人就建立了自己的人口体系，使之能够高度理智地根据其社会经济条件来调整人口行为：中国已婚夫妇自结婚至开始生育的间隔时间比较长，结束生育的时间比较早；在集体家庭的严密监视之下，中国夫妇能够控制“性的激情”；当他们想要孩子时，他们能够加快其过程；否则他们就节制和等待；他们又掌握了传统的避孕和流产技术；因此，已婚生育率比欧洲要低得多。其计划人口的方式不是别的，而是控制生育和控制婴儿存活（14）。这些论点（特别是最后一点）发表之后，自然引致了学界同人的激烈争论。

的确，过去人们一向以为，中国的人口，只是受所谓“积极制衡”（战争、瘟疫和饥荒）控制的，只有其所导致的死亡率的增加，才能制止人口的增加。这样一种马尔萨斯式的“悲观”论点，现在看来，岂不都成了一个“神话”（15）？

由此，一个新的“神话”出现了。中国人能主动、自觉地控制人口！不是在二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