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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是满口鸟语的外国人。

过午时，我把牛从村东头吹到村西头，总算是把全村儿上下十几口长辈家都走了一遍，到家时老爸正披着大棉袄在赶面皮包饺子，我洗洗手拿了双筷子开始帮忙，包完后，老爸说出去转一转，我则躺在床上补觉。

等我一觉醒来时，外边儿天都黑了，老爸正在锅灶边生火烧开水，没过一会儿新闻联播的前奏都响了，老爸先端了3碗饺子祭天地，我负责把家里大大小小的门口都插上一炷香，完后，这才开始吃大年初一第一顿荤馅儿饺子，老爸把剥好的大蒜递给我：“你二叔三叔上午来过了，说明年春天要种银杏树，借走了3000块钱买树苗。”

“什么！”我啪一下把筷子拍到桌子上，肯定上午我满村儿吹牛吹大了，我二叔三叔以为我在上海赚了大钱，趁过年来捞油水：“你借给他们了？”

“借了，他们家也挺累的。”

“他们再累能累的过咱们家吗？他们两家3个闺女2个儿子，哪个不能给他3000块钱？怎么就穷到得咱们家出钱帮忙了？”

“那是你二叔三叔，不是外人。”

“狗屁，要钱的时候想起来是我二叔三叔了，平时干嘛去了？我妈死的那年，他们出了多少殡葬费？我考上大学那年，他们凑过一分份子钱没有？”

老爸默不作声的坐在马扎上抽旱烟，任凭我扯着嗓门儿吼半天。

吃完饭，我也吼得嗓子都冒烟儿了，于是卷起袖子开始洗碗，老爸抢过洗碗盆，递给我一个用开水烫好的热乎乎的苹果：“我来洗，天儿太冷了，你扛不住。”

我两手抱住苹果，坐在炭炉边一边烤火一边看老爸在饭桌旁驼着缓慢笨拙的洗几个白瓷碗，鼻头一酸，眼眶湿了一半，如果真的有神灵存在，我祈祷就给我过现在的生活，不用再好也不用再坏、、、、、、、、。

大年初五赶庙会，老爸一大早就开始唠叨，今天该去看看了该去看看了，我则躲在被窝里当狗熊，死活不露头、、、、、、、

我6岁那年，家里出了两件大事儿，一是连县城都没去过的妈妈大冬天带着我坐了12个小时的硬座去南京住了两晚温泉酒店，一是第二年春天的庙会上，从没错过一件坏事儿的妈妈被山林大火烧死；之后的16年，我年年拿奖学金，门门优秀，当过班长各种社团团长，开朗外向、幽默坚强，成为老师同学眼里的优秀贫困模范生，大学毕业后，学校推荐我留校读研，一想到家里披着大棉袄锄地的老爸，我胸脯一拍，踌躇满志的告诉老师，比起在学校里做研究，我更想到外面闯天下，把理论与实践想结合，报效祖国，于是大学一毕业，我扛着大包小包到了上海，拼命的出人头地、、、、、、、。

吃过早饭，我实在拗不过老爸的各种劝，穿上大棉袄，和老爸步行了5里路到了庙会上，一坨屎大的山坡上乌压压的人头攒动，各色小吃让人垂涎欲滴，冰糖葫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杂耍、风车、套圈儿、泥人、棉花糖、乌黑光溜粗实的甘蔗，这些充斥了整个童年记忆的庙会必备物件儿一一在眼前展开来，姑娘们花枝招展的三五成群，孩童跟小老鼠似的在人缝间钻来钻去，庙门前鞭炮声不断，檀香氤氲，烧香请愿的快要把庙都给撑破了。

我陪着老爸在庙里烧了三炷香，又爬到庙后面的山林里，在我妈出事儿的地方烧了三柱，这一片山之前是种松树的，后来那场大火把松树全都烧完了，这里就改种了果树，专门给果汁厂供水果原料。

我妈死的时候，我才6岁，家里穷嘛，只有一张她的身份证照片，两个大眼睛，神情跟容易受伤的小鹿似的，这是我对我妈的唯一的记忆，至于她对我好不好，有没有像别的姑娘的妈一样给我扎头发，送我上学，给我做饭，这些我统统都不记得，所以我从来不觉得没有妈跟有妈有什么区别，我妈没给我的，我爸都给了，我什么都不缺。

祭拜完后，我们便到庙前的广场上看杂耍，杂耍旁边停了一辆蓝色的小餐车，一个年纪不大的外国帅哥在卖咖啡，旁边儿还站了一黑一白倆大抱熊扭来扭去，而且这大抱熊还是我们公司网店同款，外国小帅哥站在两只大抱熊中间拿着麦克风用不标准的汉语大声叫卖：“来，瞧一瞧，看一看啦，正宗伦敦产三合一咖啡甩卖不要钱了，10块一杯10块一杯，10块你买不了车，10块你也买不了房，10块请姑娘来一杯咖啡，你就能把她骗上床。”

哇，这群家伙是从哪颗星来的，在穷乡僻壤的庙会上卖咖啡？有人买才怪，我兴致勃勃的挽着老爸的胳膊站在人群里看热闹，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