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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了。当晚冯玉祥请徐铸成一起用餐，菜很简单，四盆荤素加一个火锅。时值冯的部下起兵讨蒋，徐便向冯问起战情，有否捷报传来。冯笑答：“我的消息，哪有你们记者灵呀。老实告诉你，我现在新闻的唯一来源，就是它。”冯用筷子指着桌子上的火锅说：“每次，他们打好了，火锅里就有了肉片、肉丸；如果今天只有白菜、粉条，那一定是他们失利了。这是我屡试不爽的。今天，你看，这里面肉片，肉丸不少，还有几条海参，看来，一定又打了大胜仗了。”

南昌起义失败后，叶挺和聂荣臻流落香港。漂泊数日，囊中羞涩，为了省钱，他们选了一家靠近池塘的早茶店吃饭。当时小饭馆都以数桌上的盘子算账，叶挺一边吃，一边偷着把吃光的盘子扔进池塘。

商震有“五洋”将军之称，即穿洋服、吃洋饭、住洋房、骑洋马、打洋球。他家雇有西餐厨师。商震任军长时，一次召手下三个师的参谋长去家里议事，饭点上用西餐款待，同席另有两个客人。这俩人显然对西餐的吃法不太明白，误把一盆用来洗手的水当汤喝了，商震为免使二人尴尬，也故意喝了一勺，说：“开过的水，可以喝。”

北洋政客潘复有个怪癖，吃饭时每样菜必先夹一筷子放在自己的盘子里。倘别人先动筷子，他对那样菜便不再举箸。不论外面赴宴或自家用餐，一概如此。

末代皇帝溥仪曾忆及第一次吃西餐时的情景：“我叫太监到六国饭店去买西餐。店里问：‘要买几份？’太监说：‘反正多拿吧！’店里要派人来摆刀叉什么的，太监说：‘那怎么成！你们可不能到宫里去。我们自己摆！’好啊，大碗大碟摆满了一大桌子，菜多得出奇。我看见一碟黄油，黏糊糊的，不知道该怎么个吃法，就对太监说：‘你们尝一尝！’他们吃了一口，连声说：‘太难吃了，太难吃了！’我还记得，汤是用乌龟做的，也很难吃。”

清末端郡王载漪，庚子事变后充军西北二十余年。他生性善饮，自称从不知醉酒的滋味。他在阿拉善定居蒙古罗王府，常与罗王作通宵之饮，一晚上能喝个三四斤白酒。当年载漪是主战派，一次酒后，他对罗王说：八国军队加在一起不过几万人，联军只是依仗武器及海运之利占得一时优势。战事失利朝廷可以迁都，之后调动全国兵马整军再战。太后错在只知道有北京，只想回皇宫……大清国就坏在了一个“和”字上。

天津泰昌洋行老板李全泰有一次过生日，在有名的商行分所做东，用的是义和成饭庄的八八（64样菜）上等酒席，一桌约几十元，当年一袋面粉不过二元。一摆就是20桌。席间，来宾同声盛赞红扒鸭和红烧鱼翅做得好。次日恰逢中秋，李寿星一高兴，把饭庄老板叫来说：“老爷们都说今天菜做得好，明天照原样，给我做20桌，一直预备到本月底，仍请原人在这里吃饭。”这一下，李全泰花了8000余元。

抗战期间，华北敌伪组织想让曹汝霖出任粮食局伪职。曹多少吸取了以前的一些教训，说：“日本人吃粮食不受限制，单管中国人，我怎么管？这不是找骂吗？”那时，北平的老百姓都吃用四十多种杂粮渣滓凑起来的一种混合面。一天，曹把混合面窝头带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对汉奸头子王克敏说：“这样的粮食怎么能让老百姓下咽！”王克敏听后，拿起窝头就咬了一口，说：“这他妈怎么不能吃！”

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时，一次患小肠疝气，在家养病。某日，黎元洪去看冯，冯借机向黎叫苦，称部队军士每天只能吃上小米饭，希望黎元洪多拨给一些粮饷，黎答：“小米最富营养价值，多吃头脑清楚，我很爱吃。”

瞿秋白临刑前，在《多余的话》的末尾写道：“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胜芳蔡”起家于河北霸县，后移居天津，成为名噪一时的“天津八大家”之一。到了第三代，饮食上已奢靡无度、随心所欲甚至无所不用其极了。蔡次泉早点必吃甜食，而且每天必花样翻新家中雇有专门的甜点厨师。蔡家养着不少鸭子，用糯米当饲料，喂肥后熬汤，蔡只喝汤不吃肉。蔡尤好紫蟹、银鱼，但都只吃活的。每年冬天，派人在三岔河口不分昼夜地轮流守候于渔船，捕捞活银鱼（银鱼出水后片刻即死）。

马其昌是袁世凯时代总统府的“典膳”，负责袁私人的厨房，大约有20个以上的佣人归其管。袁世凯的伙食费本来是每天100元，某日袁问马：“我一天饭费花多少钱？”马据实告以百元，袁连声说“要减要减”，遂减为60元。袁每天得喝鸡汤，负责熬汤的鸡汤刘，是袁从天津直隶总督任上带过来的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