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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丹林曾是吴佩孚手下的要角。五四运动后，一次孙到北京，住金台旅馆。某日上午和白坚武同游颐和园后，到李大钊在西直门内南小街的寓所午餐。李大钊此时已是北大教授、社会名流。这顿饭很简单，李大钊外出买了几个鸡蛋、一片肉和一撮豆芽，由其夫人烹饪。孙后来感叹说：“此君自奉之俭和待客之诚，大有茅容待郭林宗之风度，令人肃然起敬。”

有回忆记述，蒋介石平时吃西餐时是三菜一汤，吃中餐时是六菜一汤，这都是固定的。如外出视察，他的食品都在南京预备好，由两名厨师乘先行机带到某地准备其用餐，蒋从不吃当地厨师做的饭。蒋吃中餐也采用“西式”吃法，即用两副筷子和勺，一副可以进口，另一副只用来夹菜、舀汤，不能入口。

汤恩伯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时，表面上和所有官兵一起吃大锅饭，背地里却吩咐属下在其住地另准备他一个人吃的饭菜，汤称：“我有胃病，不能吃米饭，只能吃馒头。”

抗战后期，一次影佐祯昭和冈村宁次等侵华日军头目请汪精卫在南京中日文化宫吃饭。席间他们轮番敬汪日本酒，直到把汪灌醉。正是这次醉酒，致使汪多年前遇刺的伤口发作，虽经手术取出子弹，最终还是要了汪精卫的命。

中原大战，阎锡山战败下野，秘密前往天津。他让厨师做了一口袋烧饼，以备沿途食用。他本人化装成普通旅客，长袍马褂，老棉鞋，坐的是三等客车。

1928年4月，蒋介石带着新婚妻子宋美龄到溪口小住。蒋的发妻毛福梅让厨师做了不少蒋爱吃的家乡菜和点心送到乐亭蒋宋住处，内有鸡汁烤芋艿、霉干菜烧肉等。宋美龄平素多吃西餐，乍一尝到如此乡味，竟胃口大开，赞不绝口。蒋宋离乡之际，毛氏还特地让人备了一麻袋上好的芋头送给宋美龄。

蒋宋结为夫妻后，虽成一家人，口味却是两样。宋美龄习惯于吃西餐，偏好烤鸡、猪排；蒋介石则喜欢吃肉丝咸菜汤、干菜烧肉、咸菜大黄鱼这些家乡菜。他们也常请客，所备菜肴都很普通，量也不大。据说有人到蒋家吃饭后出来说没吃饱，当中自然有拘谨的因素，但也和饭菜欠丰盛不无关系。

蒋介石滴酒不沾，蒋经国则是海量。蒋经国喝酒时有几种偏好：佐以鸡头鸡爪；猜拳；灌人；袒胸。一次在溪口老家，蒋经国打听谁的酒量大，有人推荐了商会会长江某，蒋经国遂把他请来同饮，致江醉倒，被人扶归。在重庆时，一日蒋经国带着罐头和酒邀蒋介石的侍从医生吴麟孙到黄山野餐，吴喝得酩酊大醉，恰逢蒋介石要他去看病，听说吴醉了，大发脾气，后又听说是被蒋经国灌醉的，便不予追究。

蒋经国在上海当经济特派员时，一天路过一家饭馆门口，正要进去吃饭，见一警察吃了一碗肉丝面不付账就出来了，店主还笑脸相送。蒋随即也入店吃了一碗面，未付钱，正起身要走，却被老板和伙计拦住。蒋问：“警察可以白吃吗？”双方争吵起来。在对面站岗的白吃面的警察见状跑了过来，指着蒋破口大骂，还差点动手。蒋经国跑到隔壁的绸布店，打电话给上海市警察总局局长俞叔平，俞立即带着武装人员赶到，将警察逮捕。这倒霉的警察后来被判了两年。

蒋介石爱吃芋头。在重庆时，一次他在德安里寓所附近的拐角处看见有烘山芋的，便叫人买来，大啖一顿。

民族资本家范旭东在天津创业时，条件虽艰苦，但一向重视工人的福利待遇。一次大总统黎元洪到工厂参观，赞许说：“工人吃的馒头，面很白，同我吃的一样。”

魏信臣长期掌管正金华账房，是天津著名买办。他每在应酬中尝到新鲜菜品，回来便让厨子照做，故正金华账房的伙食质量很好，驰名于当时天津的银钱界，有“紫竹林小馆”之称。那里每天午餐备客饭一桌，天天高朋满座，多年如一日。

东北巨富邵乾一对家里的一日三餐做如下规定：早晚吃粗粮，苞米粥、窝头；中午细粮，大米粥或面条等；一大家子几十口人一天只许买一斤肉。

张群嗜酒成癖。黄郛主持华北政务委员会时，张常衔蒋命北来，与黄商谈对日妥协计划。张每次到北平，金诚银行老板周作民都要在前门外的丰泽园设宴，与张聚饮。一次张群微醉后叹道：“我愿意每天到这个丰泽园来，而不愿意到那个丰泽园（指中南海黄郛办公处）去。”

上世纪20年代，作家许杰在浙江临海当小学老师，属于半义务性质，每月开伙食津贴三元，勉强糊口。许杰很会过，把三块钱的一半交给邻居入伙，剩下的一块五，用来买些下饭的小菜。当年一块钱可兑换一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