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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皆经书。东间及后楼皆家人卧室。五年以来,我已同这房屋十分稔熟。现在只要一闭眼,便又历历地看见各个房间中的陈设,连某书架中第几层第几本是什么书都看得见,连某抽斗(儿女们曾统计过,我家共有一百二十五只抽斗)中藏着什么东西都记得很清楚。”丰子恺建缘缘堂花了6000元,他说:“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来和我对掉,我绝不同意。”
据郑振铎统计,上世纪30年代,上海大约有30%的店伙计或堂倌一类从业者居无定所,甚至连固定床位也没有。他们白天把铺盖卷起来,置于角落。晚上关门后,再取出铺盖铺在地上或柜台上睡觉。还有约40%的人虽有固定床位,却不是正经的屋子。一楼一底的房子竟然可以住六家人。郑振铎眼见的一处是这样一种“布局”:“最阔的两家,一家占了楼上的客堂,一家占了楼下的客堂。其次是亭子间的一家,其次是楼梯下的余地是一家,楼上梯边余地又是一家,厨间是一家。”
1934年,荆有麟对南京的街面有这样一番观察:“每一座洋房的旁边或附近,好像是规定似的,总有一些茅草屋。洋房里的主人翁,出入是汽车,不用说,很阔气了;而他的芳邻,却不是拉车的,就是种菜或者做小生意的。以我想:大概十个茅草屋人家的一月劳动,不能够一座洋房内的主人的一日开销,因为很有些洋房内弄‘中’、‘发’、‘白’,往往几小时的输赢,就在几百元以至几千元以上呢。”
抗战胜利后,黄裳作为记者去南京采风。在一家旧书店闲逛时,听老板说起大汉奸陈群的“泽存书库”,便去造访。那里已成为中央图书馆的一个阅览处,黄裳被引入一间小巧玲珑的客厅,“里边布置楚楚,沙发古画,不染纤尘。窗外小池假山,居然颇有幽趣”。
1935年,丁玲被捕出狱后,曾借宿于林学家傅焕光在南京中山门外苜蓿园的房子,这房子位于傅的私人农场的庭园中。庭园内有果树、紫藤及一些名贵花木,实际上是一个苗圃。傅家的房屋大小十幢,其中茅草盖顶的几间日本式房屋,墙壁呈粉红色,冬暖夏凉。窗外林木成荫,前面有一块大空地,四面是竹子围篱。园内的房舍,除傅家自住外,尚有一些余房被特务头目徐恩曾(傅在南洋公学时的同学)借走。后国民党的不少高官,包括蒋介石、于右任等常在假日到此休憩,因而一到周末,这里便车水马龙,但平时十分幽静。丁玲住在这里,实际处于“幽禁”状态。中统特务为了监视丁玲,还同时安排已变节的姚蓬子一家,与丁玲一家同住在几间西式平房里。其中就有姚蓬子四岁的儿子姚文元,丁玲当时曾给他吃过糖果。
冯玉祥曾在一篇回忆文字中提到蒋介石在南京汤山的浴室:“蒋介石请我到南京的汤山去洗澡,我看那里布置得好极了,门口外边有两个宪兵,院子里边有各种的花草,有一个厨房,来的时候,可以吃点心,也可以吃饭。里面是几个洗澡的池子,这就是蒋介石洗澡的地方,不但民众进不来,就是小官也进不来,大官若与蒋没关系的也进不来。我们洗完了澡,蒋介石说:‘常说的话:平、粤、沪、汉这四个地方拿在手里头,全中国就都在他的手中了。’”
郁达夫和林语堂都对杭州的城隍山颇有好感,两人曾商量集资买地,在山上盖一个俱乐部。他们盘算用一千元买地,四千元造房。但当两人实地考察时,发现山上几处最好的位置,都被有钱有势、不懂山水的人侵占去了。再选址只能是南山之下,与山居的原意已属不合,遂遗憾地作罢。
抗战胜利后,一次田汉与洪深同游西湖,从岳坟入白堤,经过一个大宅子,洪深对田汉说:“这房子造得像不像一把手枪?宅主是常春恒。造好这房子不久,他被暗杀了。”
杭州刘庄系广东人刘向刍所建。刘靠豪赌起家,后又以豪赌败家。刘有妾12人,他在院内置一座大坟,本人的墓居中,四周为12妾墓环绕。刘败家后,除第12妾,众妻妾纷纷散去。
民国时期,杭州西湖边上有许多类似刘庄那样的私人别墅,有人悉心考察记录过。如徐庄,“临湖数亩,屋少而精”。如中行别业,原是王克敏第九妹的私产,后因负债而归中国银行,“占地不多,精致殊甚”。如青莲精舍,“依山面水,极见匠心”。如葛荫山庄,“门临大道,双环常掩,往来均由湖道。盖荷花深处,剌艇相迎,其中另有佳趣”。如孤云草舍,是一座红砖造的五层洋房,抗战爆发时,朱家骅任浙江省主席,借住这里,许多重要会议常在此召开。
浦江清初到清华时,系单身教工。分配到的宿舍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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