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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的《香园》，一共花了一块四。老板那天喝多了，以当时的价格，前者值十美元，后者在100法郎以上。

邵洵美是集邮爱好者，手里有几张名贵票。一张是龙票，极其珍贵；另一张是民国初期的试制邮票，以飞船为图案，乃孙中山亲自设计，因未投入使用，属于样张，几乎就是海内孤本。1943年，邵曾为文发表于《国粹邮刊》上，马上引起行家的特别关注。

徐凌霄是与邵飘萍齐名的记者。他好京剧，不单是欣赏，而且对京剧极有见地。例如他认为京剧是严格的歌舞剧，唱是歌，道白也是歌，而且是更难唱好的歌，内行有“千斤道白四两唱”的说法。京剧舞台上的一举一动全都是舞，全要和音乐合拍。又例如他认为京剧的表现形式是抽象的，一般不用布景。马鞭一扬，就算驰马了。京剧舞台的任何布景，都会限制甚至破坏剧情。

朱自清在俞平伯家学会了打桥牌，一时上瘾。每次打完牌，又痛悔荒度光阴。

鲁迅在北京住绍兴会馆时，一度以抄古碑打发日子。一次章衣萍去访鲁迅，见他正抄《六朝墓志》，便问他抄这些目的何在，鲁迅答：“这等于吃鸦片而已。”

瞿秋白多才多艺，爱好甚广，篆刻即其中之一。茅盾曾忆及一件趣事：“当郑振铎和高君箴结婚仪式之前一日，郑振铎这才发现他的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照当时文明结婚的仪式，结婚证书上必须盖有主婚人，即双方家长，介绍人及新郎新娘的图章），他就写信请瞿秋白代刻一个。不料秋白的回信却是一张临时写起来的‘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需，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品章、铜章、银章另议。郑振铎一看，知道秋白事忙，不能刻，他知道我也能刻图章，就转求于我。此时已为举行结婚仪式之前夕，我便连夜刻了起来。第二天上午，我把新刻的图章送到郑振铎那里，忽然瞿秋白差人送来一封红纸包，大书‘贺仪五十元’。郑振铎正在说：‘何必送这样重的礼！’我把那纸包打开一看，却是三个图章，一个是郑母的，另两个是郑振铎和高君箴的，郑、高两章合为一对，刻边款‘长乐’二字（因为郑、高二人都是福建长乐县人），每章各占一字，这是用意双关的。我一算：润格加倍，边款两元，恰好是五十元。这个玩笑，出人意料，郑振铎和我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自然，我刻的那个图章，就收起来了，瞿秋白的篆刻比我高明十倍。”

上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编辑傅东华每年要犯一两次“轮盘赌”的瘾。届时他先是把家里的现金输干净，再把妻子的首饰、衣服和自己的衣服送到当铺，最后是以种种借口向同事朋友以及一切他认识的人借钱，从一元到百元不等。直输到不能再向同事朋友开口了，他在家睡上一两天，这赌瘾就算过去了。于是他开始发愤翻译书挣钱，得了钱先还债，再去当铺赎回首饰、衣物等。渐渐等到手头有点积蓄，就又到了犯赌瘾的时候。

学者罗尔纲随胡适到北平后，养成访书的爱好，自认为这“成为一个最感兴趣的生活”。初入北大时，月薪仅60元，不得不写稿挣外快贴补家用。后工资涨至130元，他仍过着90元一月的生活，囊有余钱，便去琉璃厂、隆福寺、头发胡同、东安市场等处逛书摊。

抗战前，胡适住北平米粮库时，每晚6点下班，11点回家。这段时间是他一天最快乐的时光。罗尔纲说：“他不打麻将不跳舞，不看电影，不听京戏，他做什么娱乐呢？他喜欢倾谈，那他的娱乐就是倾谈吧。”

鲁迅每天抽两三盒烟。1925年的一次病后，医生给了鲁迅若干警告，鲁迅在写给友人许钦文的信中说：“医生禁喝酒，那倒没有什么；禁劳作，但还只得做一点；禁吸烟，则苦极矣，我觉得如此，倒还不如生病。”11年后，鲁迅因肺病去世。

钱穆说：“余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乌乌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

当年程小青和周瘦鹃相约戒烟。犯烟瘾时就用陈皮梅和五香豆替代香烟。忽一日包天笑从香港给两人各寄来两罐三五牌香烟。两人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终于没抵住诱惑，破戒复吸。有人事后评说：“引人入胜，是卷烟本色，包公可谓替物行道者焉。”

学者潘光旦说：“除了收藏书籍，我就只爱好旅行了。在上海是青年会约我到各地去讲演的。在云南我每一次暑假总要到外面去跑跑。”潘一生爱书，1926年，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在上海下船的时候，兜里只剩一块钱，还不够付回家的交通费，因为回国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