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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原本是闲聊，却没想到却把干妹子惹哭了，不禁觉得好笑：“好吧好吧，你不愿当亡国奴，我也不当了。过来试试衣服，穿上新衣裳、赶紧挽救我们的国家去吧！”

柴志兰这才破涕为笑。

两个女人的谈话，王三官一直在旁边听着。

以经验而言，他比较同意姐姐的观点。因为现实的事例就在面前摆着：平时成天把“民族大业”、“抗日救国”挂在嘴上的舞阳县长禹升联，遇到日本飞机扔炸弹，立刻就跑不见了，临走时还带走了政府的公款，搞得公务员的薪水和死难者的抚恤金都没有办法支付（1948年，禹升联曾经再度担任舞阳县长）；同样，成天标榜“救国”、动不动就威胁要“处置汉奸”的民团团总关震亚、尚振华，一见到日本人立马就投降了，当上“绥靖一师”的正副师长，自己先做了汉奸。

柴志兰的话虽然很诚恳，但政府和军队的所作所为却使她的说法很难具有说服力。她之所以急得哭起来，也是因为实在找不到什么证据能够赢得老百姓的信任，爱国的初衷和现实的后果竟然如此矛盾，连她自己也感到困惑难堪、无法解释。

但是，她的话仍然对王三官有所触动。

王三官是个中庸的人，天性不愿伤害任何人。他希望每个人都能恪守本分、每个人都能平安快乐，甚至希望这世界可以永远一成不变，可事实上却难以做到。这半年多的保长生涯使他如履薄冰，而即将面对的现实就更让他惶恐不安——日本人来了，他们会做什么？真的如柴志兰所说，要当亡国奴了？那么，亡国奴的生活和原先有什么不同、到底有多可怕？这一切，他不知道，他很想知道，却又很怕知道。

王三官的胆量不大，却也并不比别人胆小，只是在他的人生哲学中，“天命性道”的成分远胜过“舍生取义”。他不愿意去冒险，但柴志兰刚才提到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仍然给了他极大的震动，虽然他不能像这女孩子一样的背井离乡、奔赴国难，但他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一个正派人应该奉行的原则。

可是，该怎样救国救民呢？是像禹升联县长那样？是像披着黑斗篷的师长那样？是像那几个被罗小扁担杀掉的国军士兵一样？还是像眼前这位哭哭涕涕的女军官一样……这都不是办法啊。

或者，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也是一种求得平安的选择？

“管他呢，事事让三分、海阔天空，以前一直是这么做的，今后还是这么办吧。”王三官心想，也许，亡国奴的滋味并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可怕。

柴志兰离开大洼村的第二天，日本鬼子来了。

中午的时候，东面的山坡上出现一大堆人，不像是逃难的群众，但分辨不出是在做什么，这让大家有些摸不着头脑。接着，从南面也来了队伍，前面的骑着马，后面跟着一串步枪和机枪，穿的是米黄色衣服——日本人！

老百姓惊慌起来。6　月份，地里的玉米刚拔节，只有村东的一片“草高粱”（当饲料用的大高粱）可以藏人，于是大洼村的男女老少都拼命往这一小块青纱帐里钻。男人们牵着牲口、女人们拿着行李，蹲在地上连大气都不敢出。

过了不一会，高粱地外有人嚷：“都出来吧，早看见你们了，还躲什么呢。”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敢动。外面又喊了：“保长出来！王三官先出来！不然就开枪了。”

“这是谁啊？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王三官犹豫着站起来。

姐姐一手抱着个座钟、一手扯着他的裤腿，不让他出去。可不出去又怎么行？人家要开枪了。

地头上站着几个穿绸缎衣服的人，领头的拎着把盒子炮，原来是先前的土匪头子、外号“山连山”的崔巍。他对王三官笑了笑，算是打了个招呼。

王三官跟着他向东面的山坡走。到了这里才看见，坡上站着一群青壮年，都被绳子捆着、拴成一串，日本兵把几个人推到一个大坑旁边，用刺刀一捅、人就栽进去，然后再押一拨人上来……有几个“机灵的”没等鬼子刺刀扎上就往坑里跳，鬼子就向坑里填土，生生把他们活埋了。

俞二算盘的哥哥“俞大算盘”也和鬼子在一起，看见王三官来了就问：“村子里藏着有支那兵没有？”

王三官知道他问的是国军，连忙摇头。

又问：“有枪没有？赶紧交出来。”

枪支倒是有。保丁配备了几杆“土压五”，前些天还抢了两枝汉阳造，因为怕惹祸，都丢到井里去了，王三官答应：“马上捞出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