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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动武。而到汉武帝时，形势已大不相同了。经过景帝的“削藩”和平吴楚七国之乱，同姓诸侯王的权势大不如前。汉武帝行“推恩令”，强令诸侯王分封自己的子弟，使封地越分越小；同时借口取消了不少高官贵族的封爵，使中央王权得到了巩固，皇帝有能力独揽朝政大权。整个国力达到了有汉以来最为鼎盛的时期，造成了国富民强和安定的政局。这样，徽定边患，开拓疆域，建立大一统的汉帝国成了汉武帝的当务之急。这个时候，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再也不满足干南越王国表面臣服，实质上仍是半独立的藩属关系了。政治上的稳定，经济上的繁荣，军事上的强大，使汉武帝感到用武力解决南越国问题的时机到来了。

早在唐蒙出使南越时，因食蜀产拘酱，无意中发现了从西蜀至夜郎，再从样柯江浮舟一而下，可至番禺城的通道。唐蒙发现这条通道后，曾上书汉武帝说：“南粤王黄屋左蠢，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样柯，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唐蒙的建议，是让汉武帝利用这条水道出奇兵制越，汉武帝听罢大喜，拜唐蒙为中郎将，带一千兵和许多汉帛丝绸财物等，赴夜郎国先行招抚。唐蒙带了大量锦缎，率一千人做护卫，出都南下，沿途经过许多险阻，才进人夜郎国。夜郎国王名叫多同，因为地处闭塞，素与外界不通，这多同还以为世上惟他夜郎最大，见到汉使唐蒙，不禁问道：“汉朝与我谁大？”唐蒙欲笑不得，只得如实俱述。后世相传的“夜郎自大”的故事便源于此。唐蒙一边讲述汉朝如何强盛，如何富饶，又把锦缎置于帐前，五光十色，锦绣成章，夜郎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不由得瞳目结舌，表示愿臣属于汉，当下与唐蒙订立约章。

夜郎国在赵佗执政时期曾接受赵佗赠给财物，与南越关系密切，有役属关系。唐蒙对夜郎王厚送财物，晓谕威德，恩威并施，终于说服夜郎归汉，其附近的小部落也相约归附汉朝。汉武帝不失时机地在夜郎设键为郡，为平定南越伏下了奇兵。

元狩年间（公元前122…公元前117年），汉武帝以南越将叛，欲与越军用船进行水战为由，在长安西南开凿昆明池，周围四十里，建造楼船，训练水军，作好与越军进行水战的准备。

除此之外，汉武帝连连颁诏，拓边关，广绝域，西至沫若水（沫河和若河，即今大渡河），南至拜柯江（一说即今北盘江，一说即今都江），凿灵山道（今广西南部），架桥孙水〔一说在今贵州瓮安西北），直达印都（西南州郡）。汉廷在这一带设立了一都尉，十县令，归蜀管辖。

就在汉武帝集中力量准备平定南越时，南越国本身也发生了变化。赵婴齐在长安时，曾娶邯郸缪氏为姬妾，生子赵兴，而他在南越时，已娶越女为妻，生子赵建德。婴齐接南越王位后，受缪氏姬妾的迷惑，竟然向汉廷请求立缪氏为王后，赵兴为太子。出于利益的考虑，汉武帝批准了他的请求。赵婴齐这种舍长立幼的做法，打破了封建常规制度，为南越国的灭亡种下了祸根。当时，南越承相吕嘉等人，曾在立嗣的问题上劝谏过赵婴齐，“蛊于婴齐择立太子之日，积极诚谏，以去就争，使改立建德，嘉为国重臣，争之不已”。遗憾的是，此时的婴齐已听不进这些臣僚的劝谏了，他这个荒唐的做法，成为导致南越国覆亡的导火线。

婴齐继位不久即病死，汉朝追封他为“明王”，太子赵兴即王位，母亲缪氏被封为王太后。这位太后长在长安，在未嫁婴齐之前，与一名叫安国少季的官吏有过暖昧关系，此事整个长安上层人物几乎人人知晓。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专门派安国少季为使者，带上辩士谏大夫终军和勇士魏臣等到番禺，还派卫尉路博德将兵屯桂阳，以接应使者，给南越造成内外压力，劝谕南越王赵兴和缪太后到长安朝见天子。

这个时候，南越王赵兴继位不久，年纪尚轻，太后又是汉女入越，人生地疏，朝中的实权实际上掌握在垂相吕嘉手中，形势对赵兴母子十分不妙。更为不妙的是，自安国少季到达南越国后，尽管这位缪太后徐娘半老，却风情不减，淫心犹存，竟与旧日情人安国少季再次私通，直搅得宫内宫外乌烟瘴气，出现了“国人颇知之，多不附太后”的局而。缪太后深知自己不得南越国民心，恐国中发生动乱，于是心生邪念，力劝赵兴和南越国臣僚向汉武帝请求内属：“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主动放弃南越立国以来一直保持的相对独立的地位。太后的这一做法，无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