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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毕业后不久，五一中学就被拆掉，门外变成了夜总会，现在是上海有名的声色场所。

而我的初中音乐老师，因为学校拆迁被分配到了附近的其他中学。后来，祝老师带过的一个学生，成为有名的歌星，就是尚雯婕。

再后来，我去了很远的地方读书，当时还是荒凉的工厂区，隔壁有一家鼓风机厂，我们经常在学校里踢足球，有时把球踢过围墙就要去捡。听说那家工厂曾经是著名的墓地，一代名伶阮玲玉就被埋葬其中。

再再后来，我就上班了。

从2002年到2007年初，我的上班地点在苏州河边，四川路桥北侧的邮政大楼，一栋1924年竣工有着科林斯式巨柱与巴洛克式穹顶的折衷主义风格建筑。

再再再后来，就是你们看到的我了。

巧合的是，从生下来，到现在，我也一直住在苏州河边。

这是我的生死河。

2012年，六月，某个夜晚，我陪家人去家乐福购物，坐在永和大王吃饭时，忽然思维一跳——孩子的心底究竟在想什么？埋藏成年人无法想象的秘密？远远超出孩子的生活体验，抑或来自另一时空——当孩子们沉默不语，就是在回忆上辈子的前尘往事。

我转而想象：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走来的，即便在忘川水边奈河桥下喝了孟婆汤，但在出生时仍然保有上辈子的记忆，只是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受到所谓“教育”的侵入与污染，才逐渐遗忘了前世的一切，从悲欢离合到生老病死……

由此，便开始了《生死河》。

半年之后，当这本书已经完工80％，并已在《悬疑世界》杂志连载过六万字之后，我却突然想到了一个更好的方案——现在你们都没有看到过的一个人，他叫于雷，顾名思义就是《红与黑》里的于连，我这才发现真正的主人公应该是他啊，为何他不能渡过生死河？

于是，我面临一个极度艰难与残酷的抉择——要么按照原定的写作大纲，顺利完成最后的结尾；要么把主人公改成另一个人，并将绝大部分叙述视角，由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结果就是全书要几乎重写一遍，我将要再付出数十个不眠之夜的代价。

这是我从未遭遇过的困境，就像站在一座小型的分水岭上，往后走是条平坦大道，但只能通往来时的埃及；往前去却是登山险径，却有可能进入造物主应许的迦南地。

然而，我相信一个写作者，如果能遭遇这样的十字路口，不管他怎样地选择，都是一种莫大的幸运。

我选择了最难的那条路。

那是在2013年的春节，我放弃了所有的休息，埋头于《生死河》的第二遍创作，也就是从头到尾重写一遍。

于是，这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个故事。

三月末，终于完成《生死河》的初稿，激动之下，我竟把完稿日期误写作2014年，似乎自己的生活，已随着司望穿越到了一年之后。

那一晚，我发了条微博——

《生死河》大功告成，真想要放声大哭一场！仿佛把自己的心揉碎了，再粘合在一起再揉碎一遍，最后一针一线地缝合。酸甜苦辣，冷暖自知。耳边听着游鸿明的《孟婆汤》。小说的最后一句，请允许我引用顾城的诗。今晚，我想，生命不息，小说不止，永不封笔。

这里所说的顾城的诗，你们在本书的结尾，都已经看到了。

感谢本书的出版商磨铁图书，感谢出版人沈浩波先生，感谢策划编辑柳易与布狄，感谢看到这行字的你。

也感谢书中出现的每一位人物，你们都是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在我的心里经历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当黄海警官殉职之时，我也是一边敲打键盘，一边跟着司望在哭泣，仿佛冰冷的雨点都砸落到我眼里。

昨夜，赐我《心灵史》的朋友从北京来看我。兴之所至，我带着他走过我的母校，也是《生死河》中写到的小学门口，一转身就到了苏州河边——司望发现河边藏着尸体的吉普车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