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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至少

也是十分罕见的一个容纳激越美学的理想场所，我指的是六月巴黎的那些球场。

我没有说当我们和皮耶罗、英札吉、博格坎普、罗纳尔多在电视上相会时，那

就是赫伯特·马尔库塞所鼓吹的“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如果我们真的这么认为，

那只说明我们的肤浅不说明其他什么。但是，我有足够的自信这样认为，邂逅他们，

邂逅生龙活虎于二十世纪最后时光中的这些天才运动员将让我们可以再次靠拢“另

一种生活方式”。

在海浪一般起伏的人群中，在纸屑、烟火、旗帜所构成的氛围中，我们和某个

来自格拉斯哥某个来自圣保罗的年轻人一样地神不守舍，但我们和他们有着明确的

分野。他们要的是英国足球队在欧洲大陆的彻底胜利，或者要的是巴西足球队在施

宾格勒早就预言过的“沉没的西方”中的凯旋而归。我们要的只是六月巴黎提供的

那个宏大的空间，那些激越的场景，那份不同寻常的气氛。在如此开阔的广场上，

人类中的精英你死我活的搏杀有力地激发着我们生命中尘封已久的情感，使我们已

经十分枯萎的生命之泉获得再次的滋润。

是的，在六月巴黎那些足球场上演绎的其实是人类的一部生生不息的生命史，

它无情地粉碎了规整的小市民生活所要求的平静、平淡、平衡和平庸，将我们重新

召唤回伍德斯托克之夜，约翰·列农的时代，甚至更为古老的剑胆琴心、义薄云天

的苍凉岁月。

激越的’98世界杯，激越的法国足球广场，某种意义上，二十世纪末期的人类

生命在这里恢复了她的本真意义，或者说，生命超越了她寻常的意义。

为现实而哭泣

在经历了我们生命的大喜大悲和情感的大起大落之后，现在，我们终于瞭望到

了新秩序的城墙，是足球的新秩序城墙。

在这堵城墙里，我们目睹着新酋长正踱着他的方步，在他胜利者的脸庞上你依

稀可见古高卢人的傲慢和现代法兰西人的骄纵，而在这个城墙之外，我们亦日击了

那些落荒而走的人们，他们是条顿武士的后代、罗马斗土的后裔以及生存在巴西高

原印欧混血人群的后辈。一切正如我们在这个无比奇妙的六月开始时所预言的那样，

当充满了渴望、焦虑、憧憬和想象的七月过去之后，在旧秩序倒坍的城墙上飘扬的

正是我们从最初便已瞭望到的这一而新的旗帜，它书写的正是新王者的名字。但我

们并不愉快，更不用说狂喜了。

这是因为我们钟情的巴西人在最后的一刻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被击倒了吗？

也许。

对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来说，或者讲得更精确一点，对每一个在1982年便通

过电视媒体而初识着足球世界杯的人来说，他们都会不由自主地迷恋起巴西人的足

球天赋，也都会不可遏止地产生着一种“巴西情结”。每一次世界杯上，他们最无

法忍受的就是巴西人的失败。他们深刻地记住了1982年、1986年以及1990年，在这

些年份里与巴西人对垒的那些家伙才是不可饶恕的，因为这些家伙令他们的天才蒙

羞，令他们只能悲愤交加地发出“天应巴西”的长叹。1998年的情况或许有些不同，

但他们依然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结局：他们的英雄倒在夺取皇冠的最后一步的路途上，

只差一步。

让我重复一遍，我们不能接受巴西人被摧毁的事实（尽管这样的事实已经不可

阻挡地发生），因为巴西人被摧毁意味的其实是历史的被毁灭、记忆的被抹消和文

化的被淹没，意味的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变化无常的时代里遭受到

彻底的窒息。

侥幸的法国人有权利获得这个世界的恭维。尽管这支全世界公认的毫无攻击力

的足球队在决赛时刻是用头而不是脚将足球送进了巴西人的网窝，尽管这种方式本

身便是对足球艺术的亵渎，但功利主义的世界正如此为他们辩解着：上帝站在他们

一边，命运站在他们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