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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高过一阵，王阿玛回身出门，照着正在玩弄“唤头”的王利民就是一巴掌。王利民脖子一横，扔了“唤头”就跟他爸爸瞪眼，我母亲赶紧出来，将王利民拢到后院看胖狗阿莉跳圈去了。老张还不知趣地把洋布往王阿玛跟前凑，王阿玛看了老张手里的布料说，唉，比不上人家呀，咱们的杭绸、湖绸是好，就是经纬线头泡，一毛一大片。

老张说，三爷，您织布厂用的机器不也是外国买来的吗？

王阿玛说，机器也分好坏，我那些洋绉虽然也是双梭加重，到底不如人家发展得快，工艺好。说着拿过老张手里的一块雪青料子说，比如这个，它经线是雪青，反过来纬线可是蓝的。咱们的里面都一样，边也不如人家的齐整。

老张说，那您改呀，随着他们改。

王阿玛说，改？再怎么改，我也比不过他们的连扔带卖呀。

那天，王阿玛要跟我父亲商量织布厂的生产细节，我父亲哪里提得出半点看法，全是哼哼唧唧的应付，白拿人家的薪水，关键时候却顶不上事儿，连母亲也替父亲难堪，只好一遍一遍地倒茶，吩咐老张赶紧到四牌楼“瑞珍厚”叫几样上好菜肴来。

王阿玛没从父亲这儿得到任何有利建议，有些窝火，饭也没吃，在后院找到了他的和狗滚成一团的儿子，二话不说，揪了耳朵就走。

父亲红着脸送到门口，母亲觉得歉疚，让老张提着饭馆送来的食盒在后头撵。

老张从王家回来说，那儿子到了家就被他爸爸扒光了衣裳，光着眼子赶出了家门口，理由是嫌他的儿子喜欢下九流的勾当。母亲说，王阿玛生了咱们老爷的气，是把火往王利民身上撒呢，冤枉了那孩子。

老张说，那儿子倒也不吝，一丝不挂，门神一样地站在王家大门口，任着来来往往的人看稀罕。看的人多了他便亮着嗓自我介绍，说他是身后头这家的儿子，姓王，叫王利民，他爸爸叫王国甫，是“和瑞祥”的东家，“丹枫”火柴厂的董事长……王家门口围了里三层外三层，人们指着王家大门嘻嘻哈哈。王阿玛不以为然，王太太却丢不起那人，让仆人拿了条毯子，将王利民裹了，扯进门来。王利民还较真儿，蹦着高说，是你们把爷请进来的，不是爷自个儿要回来的！

母亲说，这孩子怎么是这么个性情！

几个春去春来，王阿玛的生产和生意步履艰难，“和瑞祥”不得已放下了架子，向引车卖浆者靠拢，把布匹压到了最低价，有些大路品种，比如阴丹士林布、安安蓝布、名驹青布、大星青布和雁塔白布都是按进价销售，等于就是赚个热闹。客人进铺子买布还赠送手巾、画片、小手绢，就这也是十分的不景气，偌大个铺子，有时候一天进来十几个顾客。与此同时，织布厂的生产也是大溜坡地往下滑，成匹的布堆在仓库里，让耗子做了窝。

王阿玛不甘心，把儿子王利民送到国外去学纺织，想的是儿子学有所成，成为纺织精英，回来为王家的事业添砖加瓦。王利民走的时候很隆重，我母亲和大哥代表我们家到火车站去送行，王家人爱排场，雇用了洋鼓洋号队，几十号子人在月台上吹奏“苏武牧羊”，甚是嘹亮壮观。王利民在“苏武牧羊”中走上火车，很有风度地向大家挥手。母亲回来说是开了眼，说就是总统出行大概也没有王家整得这么气派，都是“牧羊”那曲子闹的，把王太太哭得泪人儿似的，恨不得把家都给儿子带了去，不算托运的行礼，光路上的吃食就搬上去四个大篮子，临开车还把几个“天福号”酱肘子从车窗递了上去。王利民的女同学们送了不少花，娇红嫩粉，把王利民映衬得像戏台上的王三公子，从窗户往里望，看不见人，只看见花。我大哥说，王利民的火车车程只有三个小时，他要在天津换船，这一大堆累赘下了火车都得扔。

跟王阿玛一比，我父亲就显得很窝囊，很无能，我的几个哥哥甭说出国，连出京也难，老二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家里硬凑不出费用，只好进了家门口的艺术专科学校。同是日本留学的同窗，反差竟是如此之大，用我们家老二的话说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他给我父亲当儿子，亏了！

如果说一向大而化之的父亲这辈子还干过什么实事的话，就是给他的同学为织布厂做了一个调查，这也没辱没了“生产总监”的称号，没亏待数年来从织布厂领的薪水。

父亲用考证版本的认真态度给王阿玛递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说王阿玛的两个织布厂平均的亏损率是45％，其中南城的盛义厂为最严重，76％，照这样下去，再用不了半年，两个厂子就得宣告破产。王阿玛虽说是学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