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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成语词典，竟有一串成语是用来概括这种战术的，久而久之，这一战术成了普通百姓日常行为的一部分。若为某种说话不便的原因所制约，两个中国人会在一种看上去毫无障碍的情况之下，依然畅达对话，一切的一切都不会明确指出，只是云山雾罩，用的是代称、黑话之类的修辞方式。不在语境中的人听了，直觉得一头雾水，但对话的双方却心领神会。只可惜中国人说话的技巧，没有用到外交事务上，却用在了日常生活以及政治斗争上。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文字上的传统，所以到了“文革”，才会有将一切文学作品都看成是影射之作而大加挞伐、直至使许多人亡命的悲剧。

影射之法，自有它的历史原因，也就说，当初是因社会情势逼出来的。但，后来，它演变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攻击方式、话语方式乃至成为一种心理欲求，影射竟成了一种生存艺术。

影射的最高境界自然是：似是非是。具体说，被影射者明知道这就是在攻击他，但却不能对号入座。若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就要讲隐蔽——越隐蔽就越地道；就要讲巧妙——越巧妙就越老到。这曲笔的运用，可以在前人的文字中找到无穷尽的例子。

影射之法，若从伦理角度而言，当然不可给予褒义，更不可给予激赏，但要看到它在艺术方面却于无形之中创造了一番不俗的业绩：它的隐晦（不得不具有的隐晦），恰恰暗合了艺术之含蓄特性。又因作者既要保持被影射者之形状又要力图拂去其特征、为自己悄悄预备下退路，自然就会有许多独到而绝妙的创造，作品中就会生出许多东西并隐含了许多东西。鲁迅将�颉刚的“�”一字拆解开来，演化为“鸟头先生”，既别出心裁，又使人觉得“鸟头先生”这一称呼颇有趣味，若不是鲁迅要影射一下�颉刚，兴许也就很难有这种创造。而有时因硬要在故事中影射一下什么，便会使读者产生一种突兀和怪异：这文章里怎么忽然出来这样一个念头？便觉蹊跷，而一觉蹊跷，就被文字拴住了心思。

影射又契合了人窥探与观斗的欲望。我们倘若去回忆我们对鲁迅作品的阅读体会，你得承认：他作品中的影射始终是牵着你注意、使你发生好奇心的一种吸引力。

时过境迁，我们不必再去责备鲁迅当年的手段了——他使用这一手段，有时也是出于需要与无奈。更要紧的是，他将“影射”纳入了艺术之道——也许是无意的，但在客观效果上，它与艺术之道同工合流，竟在某些方面成全了他的小说。

从某种意义上讲，凡小说都是影射——整体性的影射。

故此，“影射”一词，也可以被当着一个褒义词看。

＇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

“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不用说明，我们都知道这句“名言”出自何处。

我们记住了许多出自鲁迅小说的言辞：“妈妈的……”、“儿子打老子”、“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救救孩子”、“多乎哉？不多也”……还有一些话，被人稍稍做了改动：“都说冬天的狼吃人，哪晓得春天的狼也吃人。”……

这些言辞可以在不同场合、从多种角度被我们引用，那一刻我们会觉得这些言辞在表达自己的意念方面皆准确无误，并意味无穷，而听者也无不会心。在引用这些言辞时，我们有时可能会想到它们是出自鲁迅的小说，有时干脆就记不起来，将它们当成了是自己的语言。

回首一部中国小说史，将小说写到这个份上的大概只有两人，一是曹雪芹，再一就是鲁迅。《红楼梦》的生活离我们已经十分遥远，但我们仍然记着焦大的那句话：这里，除了门口那两尊石狮子，没有一个干净的。被我们记住的还有其它许多。而其他小说家，即便是被我们推崇的，其小说也都没有如此效应。沈从文的小说自然写得很好，在夏志清、朱光潜眼里，惟有他才是真正的小说家。然而，我们即使记住了他笔下那些优美的句子，也是无法将它们取出用于我们的对话的——你在对话中说出一句“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触目为青山绿水”，总会让人觉得奇怪——那是另一种语言，是无法进入我们对话的语言，这种语言只能在特别的语境中才能被引用。

世界上有不少作家，他们作品中的一些言辞，都在后来被人传诵与引用。但这些言辞十有八九都是格言性质的。诗不用说，小说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而这些出自《红楼梦》与鲁迅小说中的言辞，却都不是格言，而就是一些看上去极为普通的日常语言。

此种语言何以有如此能量？对此，我们从未有过追问。鲁迅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