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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的势头首先是从农业战线上掀起的。

还是在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建设纲领》中就公开提出了“大的跃进”的口号。社论说：

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它要求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要求大力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中，又再一次提出“大的跃进”：

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1957年12月6日，《新华日报》更是发表了一篇调子极高气势逼人的社论《要不要跳，能不能跳，敢不敢跳》，以激将的口气向读者说：

现在事情已经一清二楚地明摆着：我们在农业生产战线上，应该跳，也可能跳，问题是我们敢不敢跳。敢与不敢，在我们思想领域里，是表现为积极与消极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诚与否的对立。

这一下，必须大跃进，应该大跃进，敢于大跃进，只能是唯一的选择，除此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二条路可走了。

于是，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正式向全国人民吹响了“大跃进”的进军号，话说得更明确，更具体：

我们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这里，语气是更确定，思想是更明确了。时间是“15年左右”，目标是“赶上和超过英国”；“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赶上并且超过美国”。再没有什么“可能”、“或者”之类的词语了，完全是确定无疑的词语，“超英赶美”，真是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大跃进”，“高速度”，“超英赶美”……无论作为口号形式和思想内容，都称得上是宏伟豪迈的。这一些也很容易为中国的老百姓（包括那些文化程度低下的大众，甚至也包括一些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接受。这是因为，从总体说来，中国人的文化知识水平不高，对于科学知之甚少，懂得要按科学规律办事的人更少；而主要的是，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如汪洋大海的国家（农民中的大多数也应该划归这一行列），小资产阶级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容易主观偏激，喜欢幻想，心态浮躁。他们不喜欢踏踏实实做事，总希望一镢头就挖出个金娃娃。过了多少年穷日子，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的生活现状，并没有什么不对，甚至应该说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路要一步一步走，饭要一口一口吃，这些常识范围内的事，常常被人们遗忘，甚至还被当作保守落后的“右倾思想”来批判，这就不是值得肯定的了。

毛泽东自己当时就犯了急躁冒进的毛病，经他一鼓吹，全国范围内就刮起了“大跃进”的狂风。一时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什么“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这一类唯意志论的“大话”就满处皆是，甚至被当作好的典型来提倡。毛泽东就十分欣赏“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这样的“诗句”。曾说：“我看这个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

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过多谈论“大跃进”本身，因为那并不是本书要完成的任务。

我们在这里介绍了这些“大跃进”的情况，还是为了看到毛泽东和郭沫若在这一时期的关系和表现。

在这样的时代条件和背景下，郭沫若和毛泽东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思想认识和真情实感方面的相投相契。

这两个方面，一是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问题上的契合；另一就是关于“大跃进民歌”（简称“新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