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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好自己在这只巨掌中的姿势而已。这是一个叫我心头隐隐作痛的人物,就像自己的兄弟,我期盼着他仕途顺畅,然而心里早就知道他的官场命运不会太好。可我最后还是让他有了个看似不错的结局,他意外地被人民代表推上市长位置。我不惜破坏真实逻辑,因为我知道从处级干部是不可能连越两级登上市长宝座的。但我固执地用所谓艺术真实的经典教义安慰自己,硬着头皮如此写了。我祈望这不仅仅只是艺术真实。
故事本不用编的——《编个故事》创作谈
王小波有句话,我听了背膛发寒。他说中国是发生小说的地方,却不是写小说的地方。比小说更精彩的故事天天都在发生,哪用作家们去编?拙作《编个故事》,本想荒唐地编来,却都不是玩话。
都说电脑的操作知识是“二进制”,“会”或是“不会”。官场更多的却是“一进制”,只能说“是”。比方说在领导面前,你若总是说“不是”,准没好果子吃。我天生就是个
“领导观念”极为淡薄的人,人们司空见惯的所谓“尊重领导”,我就颇为质疑。我没见过哪个文件或法律上规定下级必须尊重上级,而这却似乎是官场铁律。我虽然迂阔,却并不是凡事都去翻书的人。只是耳闻目睹了很多所谓领导,并不值得尊重。就像眼镜不等于知识,秃顶不等于智慧,修养差不等于性子直,肚子大不等于涵养好,官帽子高并不一定就等于德才兼备、令人尊重。近年来倒了很多大贪或大大贪,他们八面威风的时候,一定早有人看透了他们,并不从心眼里尊重他们,只是他们掌握着别人的饭碗,人家奈何不了他们。往深了说,尊重领导,骨子里是封建观念。因为笼统地说尊重领导,往下则逐级奴化,往上的终极点就是个人崇拜。人与人之间,当然是相互尊重的好,但值得尊重的是你的人品和才能,而不是你头上的官帽子。当初我侧身官场,在所谓领导面前,我可以服从他们,却不一定尊重他们。想赢得我的尊重,得看他们自己的德行。
我们平头百姓,只是官场的看客,奈它不得的。官场该如何时便如何,且不去管它。只是这社会的角角落落,如果也越看越像官场,麻烦就大了。举个例子,机关或学校食堂大师傅卖菜,手持菜勺总是抖个不停,你若是他的熟人,手立马不抖了;又比如,公共车的售票员,见了熟人居然非常慷慨,不要他买票。食堂大师傅和公共车售票员手中的权力实在小得可怜,却也能以权谋私。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城市里的所谓“穴居族”(寄身城市地下管道或废井的流浪汉)的报道,发现这群人的内部结构、游戏规则竟同官场惊人地相似:有拉帮结派,有勾心斗角,有吹牛拍马,有请客送礼,甚至还有个人崇拜。
那么,我看到大桥下面修车的师傅,自然会想到官场了。况且师傅又那么像官员,口才出奇地好,戴着眼镜,留着大背头,居然还气宇轩昂。天下很多官员同大桥下面的那位修车师傅,只要换一下行头,保证看不出谁是谁。
我自然知道,这些都只能是我的迂腐之论。生活总是按照自己的逻辑行进,没谁有工夫同你讲道理。作家们也不必管有没有人同你讲道理,写自己的小说吧。但如果作家以为自己的创作可以发挥多大的功用,甚至匡时济世,那又迂了。小说就是小说。
关于《夜郎西》——《夜郎西》创作谈
每发一篇小说,总有些很好的朋友问我:听到什么反响了吗?朋友们的所谓反响,说得含混,我也只好含混地笑笑。哪能指望一篇小说一定得有什么反响?我从来没这么自恋。不过去年的《今夕何夕》,偶有官场外的人看到了,就说写得太真实,也太骇人了;而官场里面的人看了则不以为然,说现实比我的小说更骇人,我写得有些“小巫见大巫”。其实,不管大巫小巫,我想都有写的必要。
然而《夜郎西》中的关隐达则不是诸如此般的巫类。他算是比较正派、廉洁、敬业的官员,所以群众拥护他。但他并不是完美的,如果不在宣传上作些技术处理,就把他作为先进典型推出去让大家学习,显然是不行的。他的确不含不占,但他多半想到自己正背时倒运,凡事小心些好;他同下级相处融洽,但到底有些笼络人心的意思;他处理个别干部时显得正气凛然,私下却想借此树立自己的威信;他最终向腐败发起了进攻,但却是万不得已的义愤之举,他原本打算大家相安无事,好让自己有个平稳的工作环境。可是,中国的老百姓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当官的只要稍微做些好事,或者比别人表现得稍微好些,或者只要不干坏事,百姓就会当你是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