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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　湾还会产生影响。毛泽东考虑再三，在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又　说到：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其理由是：“放早了，老　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　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楚这个道理，　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有这个必要。”

大政方针是定下来了，具体步骤还得小心翼翼。

中共中央甚至向各省市党委及中央一级国家机关、群众团体　党组发文，征求对溥仪等汉奸、满奸罪犯和康泽、杜聿明、王耀　武等内战罪犯的处理意见。《通知》中的语气极为诚恳：究竞是　从严处理，并且把其中罪恶重大的杀掉一批为好，还是从宽处　理，不处死刑，按其情节，分别判处适当的徒刑，不需要再判刑　的则陆续释放，并且陆续特赦一些已有悔改表现、愿意立功赎罪　的较大的战犯，把他们当作政治资本加以利用为好呢？这个问　题，是值得慎重研究的。但《通知》又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从　大道理上讲：估计采用后一种处理办法，会有助于我们孤立、动　摇、瓦解国内外敌人，首先会有助于孤立蒋介石集团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会有助于安定社会上同统一战线内部对我们还抱有疑惧　的分子一一主要是右翼分子和有过政治劣迹的民主人士，使人民　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通知》又从“小道　理”上说：从这批国民党犯人本身的情况来说，他们过去虽然多　是一些“死反革命”，有过重大罪恶，但多半是高高在上、同群　众直接接触较少，不像直接压迫群众的恶覇土匪头子等那样，不　杀掉一批，群众就不敢起来。再说他们已经被关了六七年（蒋军战犯）或者十多年（日伪战犯）必在关押改造过程中，多数已经　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有些并且要求立功赎罪，重新做人。　因此，现在对这些罪犯并没有一定杀一批或者从重处刑的必要。

《通知》认为：从总的方面权衡利害，中央觉得似以这样处理为好。

也是在1956年，毛泽东宣布集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党、政、军、特战犯，对他们进行加速改造。于是公安部门到全国各地监　狱、劳改单位挑选被俘战犯中武官军长一级、文官省长一级、特　务将官级共200多名，集中到北京战犯管理处，即通常所说的功德林。

功德林在北京城西德胜门外，原是一座庙宇，清朝末年被改　造成监狱，北京军阀时代，这里是著名的全国第二模范监狱。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接管了这座监狱，改名为北京战犯管理处。

这400多名高级战犯中，不少人是黄埔生。而黄埔生是靠蒋　介石栽培的，这些人“效忠校长”的信念即使在战败之时，也没有泯灭过。

一期生杜聿明可以算得上是蒋介石的宠将。国共双方三大战　略决战，他参加了辽沈和淮海两大战役，实际指挥了一个半，可　见蒋介石对他的倚重。在淮海战役中，他指挥的几十万大军全军　覆没。他想化装逃跑，可跑不出解放军布下的天罗地网。绝望之　时，他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企图自杀。幸亏跟随他的副官眼疾手快，把手枪夺了下来。他当了解放军的俘虏。解放军没有　认出他时，他谎报是第十三兵团的军需，叫高文明。可他连十三　兵团六大处处长的名字一个也写不出来。他深知罪大恶极，系中　共权威人士宣布的43名罪犯之一，被査出后，必死无疑。与其　被处死，不如先自杀，为蒋介石尽忠。他乘警卫人员离开之机，　拣起一块石头往脑袋上乱打，顿时血流满面，不省人事。幸好看　守人员及时发现，送到卫生处抢救，才免一死。为了防止他自　杀，一段时间里不得不给他带上沉重的脚镣手铐。

国民党第十四兵团中将司令宋希濂兵败大渡河畔，最后被解　放军四面包围，走投无路。他觉得被解放军俘虏可耻，拔出手枪　准备自杀。警卫排长一把夺下手枪，才没自杀成。好像是事先统　―口径，宋希濂也说自己是一个军需官，叫周伯瑞。当他被指认　出是宋希濂后，他认为没有生还的希望了，时刻准备着死。及至　被带到乐山县城时，解放军的随军记者要给他照相，他极为反　感，决心捣乱。当记者对好镜头，准备按动快门时，他突然转身　扭过头去，不让对方照。如此反复四五次，气得记者没办法。宋　希濂当时想：反正你们把我抓来也难以活命，还照什么相？如果　报上一登，人家看到我们这些人的狼狈样子，昔日的声威岂不荡　然无存？要死也要死个骨气，决不能丢这个脸！

廖耀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