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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酬劳都是以百万美元计算的。2006年，高盛员工的平均年薪为62。2万美元，某些行政助理和秘书也能赚到20多万美元。

然而现今的危险却在于：监管者在金融危机中被发现疏于监管，为了补偿，他们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过度监管。在金融市场上，过度监管对资金的流动性的打击往往是致命的。对美国来说，过度监管会进一步削弱纽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监管过失会使已经受损的信用环境恶化。同时，由于那些活跃的投资者会选择将资金转移到管束较少的市场上，过度监管由此也会进一步削弱美元。

美国金融服务业一直受到世界各国觊觎，也是美国能在世界上独领风骚的少数几种产业之一。坦白地说，这些国家巴不得看着美国金融业死在过度监管的囚衣下—被束缚使其优势尽失。但话说回来，如果不像做手术一样精准地进行提高操作透明度和风险管理水平的改革，避免危及更大的金融体系，那么美国的金融服务业就真的命悬一线了。而美国的银行和投资银行在亟须改革的体系里真的是表现拙劣。很明显，我们需要一个将证券化资产的定价标准化的平台。我们同样也需要提高透明度的工具，以及加强对于市场风险和过度杠杆作用的实质性认识。独立的表外金融工具则应完全杜绝。

在次贷危机爆发时，一些坚定的自由市场主义者条件反射般提出：对金融监管工作的严格审查将使整个金融体系面临解体的危险。即便一些经济全球化的大家，包括著名学者贾格迪什·巴格沃蒂和弗雷德里克·米什金，也从一开始就警告说，我们在深入充满变数，有时还很脆弱的全球金融市场时一定要高度谨慎。虽然没有两家投资银行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就在贝尔斯登被收购的前两个月，摩根士丹利的杠杆比率为32。6∶1，已经相当接近贝尔斯登32。8∶1的高比率了。美林和雷曼兄弟也使用过类似的杠杆比率。

左派人士的观点同样偏激，他们激进地认为2007~2008年的信用危机正好铺开了红毯，欢迎美国政府接管金融体系。看来这些狂热者们好像忘了，在相当大程度上，这场危机正是由于美国政府没有能力识破金融市场阴谋家及其律师的欺骗。次贷危机暴露了政府与生俱来的弱点：它们没法了解不断进化的市场。

此外，令人憎恶的现实是：没有方法能迅速摆脱全球的信贷体系所面临的两难的局面，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如此危险的地方，充斥着经济刺痛。重建对于如今的“信得过资产”的信心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不幸的是，即使是在重大改革之后，在这些复杂的金融工具上重建信心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显然，世界上的银行以及投资银行需要发明一种用以了解资产支持证券的新框架，让它们更加透明化，从而更方便全球市场交易者们定价。但是要实现信贷的回归和主要市场的流通，并不是某一种快速简单的方法就能做到的。同样，如果不能建立对于这种资本配置新举措的信心，经济也不能实现繁荣。

世界上，各国财政部门开始威胁将限制那些复杂产品的使用（包括资产证券化），而这很可能会导致全球信贷市场的进一步崩溃。同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开始调查抵押支持证券的建立过程中是否存在商业诈骗。纽约总检察长已经就发行抵押支持证券的企业是否存在证券欺诈展开了调查。

一个好消息是，关于金融产业的更多调查能够产生更高的金融透明度。但是不好的方面是针对金融市场的政治###会火上浇油。金融市场的运行者本应该集中他们所有的精力对他们的资产投资组合进行重新定价，并将全球信用市场还原到一个更健康的状态。可当他们开始拼命工作却是为了避免被提起犯罪诉讼的时候，全球经济将会更糟糕。美国的决策者们被置于进退两难之境。美国的金融服务部门成为了全世界的主导正是得益于其西部牛仔式的作风，它总是把风险封套推开并对市场变化迅速做出反应。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这个体系对美国的一场“企业文化复兴”做出了贡献，它造就了一段时期的经济繁荣，而这种繁荣如今已经随着信心的衰退和经济的不景气一起变暗淡了。但是这个相同的金融体系的本质威胁到了数百万中低收入房产所有者的经济福祉。如果美国资金不足的金融部门隐没于黑暗中，而当今主张阶层斗争的政客们以打击金融部门来作为回应，丝毫不提其将对创造就业和经济机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危险便会降临。

事实上，这场全球信贷恐慌秀将会以某种形式持续一段时间。国际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