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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天起，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号院里，有一位老人经常伏在案头，一只颤抖的手执着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儿子留下来的日记。好像儿子和父亲在亲切地交谈。这位老人，就是郭沫若。

1974年的秋天，安娜从日本回来后，得知了郭沫若病重的消息，便和女儿淑yu一起赶到北京医院里看望他。他们已经许多许多年没有见面了，这一次在医院中相见，郭沫若和安娜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此时郭沫若八十有二，安娜也已八十高龄。悠悠岁月已经冲洗尽了他们之间的一切芥蒂，唯独留下来温馨的回忆。

“瞧！这就是我们在市川县的故居”安娜把这次去日本时特意拍摄的故居的照片拿给郭沫若看，并告诉他哪些地方仍旧保持着原样，哪些地方已经改建过了。郭沫若躺在病榻上兴致勃勃地听着，照片一张、两张看得是那么仔细，那么认真，仿佛他又回到了市川故居的庭院中间，回到了安娜和孩子们身边。

“那些树都长得这么高了”

“是你亲手栽种的呢！”

郭沫若和安娜像一对怀旧的老人，缓缓地，但又兴奋地谈着往事。窗外——发黄的树叶在秋天里飘零，坠落，恰似人的暮年。

探视的时间到了。安娜和女儿把她们的双手放在各自的膝盖上，用日本的礼仪向郭沫若告别。在病榻上的郭沫若，用深情的目光望着安娜，他在安娜的眉宇间，又看到了那种令他神往和肃然起敬的圣洁的光辉，如像初恋时一样。然而由于病体不支，他不能同样用日本式的礼仪和安娜及女儿告别了。他只能在病榻上用专注的目光，把妻子和女儿送出门外。这种目光只有大病之中的老人才会有的。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恋恋不舍”，而是“见一次少一次”，因而也就愈发难以割舍，含有特别的悲凉的成分在内。

于立群几十年如一日，跟随着郭沫若，服侍着郭沫若，如像婵娟跟随着并服侍着屈原一样。

1978年，湖南汨罗县计划修复屈原祠，写信到北京来请郭沫若题联。郭沫若是研究屈原的专家，又是把屈原诗化了的诗人，由他为屈子祠题联自然最为恰当不过。可是郭老的病情又加重了——他的病时好时坏，反反复复，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离死神显然已经为期不远。然而他躺在病床上构思，从《离骚》的诗句中集成一联。他勉强支撑着病体，立起身子来亲自书写，握笔的手却总是打颤。写了几张都不满意，只好请于立群代笔：“立群，你来吧。我不行了”

于立群含着眼泪，替郭沫若书写了一联：

集芙蓉以为裳，又树蕙之百亩；

帅云霓而来御，将往观乎四荒。

这是郭沫若集屈原诗句而成的一副对联。确切地说，这副对联系夫撰妻书。《离骚》虽为屈原所撰却未必由婵娟书之，郭沫若和于立群则时有联袂之作。遗憾的是，这副题联竟成了他们夫妻最后一次联袂了！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与世长辞。次年2月于立群猝然去世，相隔仅仅八个月。

1979年6月，四川乐山召开了第一届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那时张琼华尚健在，与会者都想亲眼见一见她。一天下午，阳光很好，一些代表去乐山市内一条僻静的小巷子里看望张琼华。她老人家正坐在门口晒太阳，身着依然是典型的四川农妇的装束。她给我们的印象是：这是一位善良、慈祥的老太婆。尽管她耄耄高龄，但从她面目的轮廓看来，仍可依稀品察出她年轻时的人品并不错。我们尤其注意观察了她的鼻子，因为郭沫若在《黑猫》一文中说过张琼华长着“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曾经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观察的结果是：张琼华的鼻子是相当端正的，虽稍稍有一点翘，但绝无“猩猩鼻孔”，更无“露天”的缺陷。不知道郭沫若当年何以要用那样的笔墨来形容她？

寡居乡间的张琼华大概从来没有被这么多的人拜访过，关心过。她在众人的目光中显得有些局促了，木木地僵坐着，不知说些什么才好。一位女同志打破了沉默，走到跟前和张琼华攀谈了几句：

“你老人家身体还好？”

“好，好。”

“我们是来开会的。郭沫若的讨论会！”

“好嘛，好嘛。”

“你还记得到郭老不啊？”

“郭老？他比我小”

张琼华1980年去世，享年九十岁。她的一生，从来没有感受到过真正的幸福。巴尔扎克曾经用沉痛而又惋惜的文字概括了欧也妮·葛朗台的一生：“她在世等于出家，天生的贤妻良母，却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