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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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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头发你咬我屁股闹不清地扯来扯去。但是黑鼻的鼻子上流着血。

然后有人喊:“大人来了!”

众人让开一条路,警察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打架的人也松一口气。

到定陵去看万历的墓,没想到却看见了一场打架。当小贩举起板凳时,恍惚之

间自己又是那个舔着冰棒手里卷着漫画的小女孩,夹在大人的腿间,惊诧地看大人

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我忍不住的笑里有一份蓦然回首的惊喜,也有一点莫名所以

的惆怅,倒来不及去体恤打架者的情境。

几天之后,在朝阳门外又看到两个人涨着脸打成一团,我就笑不出来了。

“一个月见两次?”长住北京的台湾人说,“不算多。前几天我看见两个人从

公车里开始打,一直打到车下去,打得头破血流”

于是我说,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也是这样的。这个率直的朋友睁大了眼睛很认真

地回道:

“台湾人才不会这样。台湾人跟大陆人个性完全不一样,有点像两个‘民族性’。”

他的认真倒教我吃了一惊:是因为他比我年轻了十岁,不太认识过去的台湾,

还是两个族群之间真有本质上的不同?不错,在90年代的台湾,和西欧美国一样,

很难见到打架的街景,可是,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

问题?

人类学者李亦园先生曾经对我做过一个比喻:中国文化好比一个工具箱;北京

人打开箱子所需要的东西,和移民海外的台湾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所需要的

东西,由于地理历史环境的不同,会相当不一样;但是尽管拿出来应付生活的工具

不一样,工具箱可还是那一个。

90年代的北京人与他们那个工具箱的运作关系,和今天的台北人与台湾的工具

箱有着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不同的气质和个性。我对北京的认识极为浮浅,

可是,浮浅有浮浅的优点,因为你能更敏感地捕捉第一印象,能用崭新的眼光,更

鲜明地感受一个都市的性格。 1993年8月的北京给我这个陌生人员立即、最深刻的

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压抑极深的城市。

你甚至不需要去了解形成这个城市的种种什么社会、文化、政治背景,你只要

经验过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城市,然后从云头往北京纵身一跃,在市井中溜达几

回,和卖菜的、理发的、踩三轮车的、开“面的”的、上班的聊几句,你就会感觉

到那份抑郁,像黑压压的云头,沉重得似乎就要垮下来,却又老不下雨。于是每个

人都在等待,沉重地等待,等待。

北京人大概有一种打开工具箱却遍寻不着所需工具的苦恼,或者说,他不必打

开箱子其实就知道箱子里头没有他渴望需要的工具,所以挫折,所以压抑,所以焦

虑地等待。

90年代的台湾人显得比较轻松,因为他与他工具箱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紧张。他

对箱子里的东西不见得完全满意,但是他可以随时打开箱子换几样零件,不高兴时

对着箱子踢上几脚也赔不上身家性命,工具箱基本上够用,日子也还过得去。因为

他对自己的工具箱掌握着某一个程度的自主权,他因此显得豁达。

如果说这就是群体个性的不同,我的朋友或许是对的;可是我毕竟比他多了十

年的记忆,幼时的打架街景历历在目,我清楚地知道:台湾人并非一向都如此轻松

豁达的,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可走了三十年;不打架是因为不必打架,而不必打

架,则有它必要的社会条件。

两个骑单车的人相撞,车撞坏了。两个人是不是要吵架呢?

不一定。

如果单车只是车主所拥有的财产中极微小的一部分,譬如说,单车之外他还有

两辆汽车、三辆越野自行车等等,那么他们有可能只是挥挥手:哎,没关系。

如果两辆车都有保险,也就是说,修车或买车的费用都由保险公司负担,那么

车主也可能只是交换一下彼此的电话号码,很文明地握手道别。

相反的,如果失去了单车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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