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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生年月来看，黎宛冰属于七十年代。无论七十年代的作家如何挨骂，舞台迟早会被他们占据。无论他人如何贬低和否认，七十年代的作家没了太多“苦大仇深”，有了足够的中西学养，少了条条框框，多了万卷书万里路的历练，后现代新古典，更完整意义上的小说文字早晚会在他们笔下产生。黎宛冰的《人人都说我爱你》是这艰难过程中一步。

2002/2/18

如何成为一个怪物？

冯唐

我羡慕那些生下来就清楚自己该干什么的人。这些人生下来或者具有单纯的特质。如果身手矫健、心止似水，可以去做荆轲。如果面目娇好、奶大无边，可以去做苏小小。或者带着质朴的目的，比如詹天佑生下来就是为了修一段铁路，比如孙中山生下来就是为了搞一场革命。我从生下来就不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我把自己象五分钱钢蹦儿一样扔进江湖上，落下来，不是国徽的一面朝上，也不是麦穗的一面朝上。我这个钢蹦儿倒立着，两边不靠。

其实很早我就知道我只能干好两件事情。第一是文字，我知道如何把文字摆放停当。很小的时候，我就体会到文字的力量，什么样的文字是绝妙好词。随便翻到《三曹文集》：“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就随便想起喜欢过的那个姑娘。她常穿一条蓝布裙子。她从不用香水，但是味道很好，我分不清是她身子的味道还是她裙子的味道，反正是她的味道。第二是逻辑，我知道如何把问题思考清楚。随便翻起《资治通鉴》，是战是和，是用姓王的胖子还是用姓李的瘸子，掩卷思量，洞若观火。继续看下去，按我的建议做的君王，都兵强马壮。没按我的建议做的，都垂泪对宫娥。

我从小就很拧。认定文字是用来言志的，不是用来糊口的，就象不能花间喝道、煮鹤焚琴、吃西施馅的人肉包子。逻辑清楚的用处也有限，只能做一个好学生。

我手背后，我脚并齐，我好好学习，我天天向上。我诚心，我正意，我修身，我齐家，我治国，我平天下。我绳锯木断，我水滴石穿，我三年不窥园，我不结交文学女流氓。我非礼不看，我非礼不听，我非礼不说，我怀了孟子。我忙，我累，我早起，我晚睡。

但是，我还是忘记不了文字之美。

上中学的时候，我四肢寒碜小脑不发达，不会请那个蓝布裙子跳恶俗下流的青春交谊舞。我在一页草稿纸上送她一首恶俗下流的叫做《印》的情诗，我自己写的：

我把月亮印在天上

天就是我的

我把片鞋印在地上

地就是我的

我亲吻你的额头

你就是我的

上大学的时候，写假金庸假古龙卖钱给女朋友买蓝布裙子穿。我学古龙学得最象，我也崇尚极简主义，少就是多，少就是好。我描写姑娘也爱用“胴体”。我的陆小凤不仅有四条眉毛，而且有三管阳具，更加男人。

上班的时候，我看我周围的豪商巨贾，拿他们比较《资治通鉴》里的王胖子和李瘸子，想象他们的内心深处。假期不去夏威夷看草裙舞，不去西藏假装内心迷茫。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我摊开纸笔，我静观文字之美。

两面不靠的坏处挺多。比如时间不够，文字上无法达到本可以达到的高度。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质量，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力量。比如欲望不强烈，没有欲望挣到“没有数的钱”，没有欲望位极人臣。就象有史以来最能成事的曾国藩所说：“天下事，有所利有所贪者成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者成其半。”我眼里无光，心里无火。我深杯酒满，饮食无虞。我是个不成事的东西。这和聪明不聪明，努力不努力没有关系。

两面不靠的好处也有。比如文字独立，在文字上，我不求名、不求财，按我的理解，做我的千古文章。我不教导书商早晚如何刷牙，书商也不用教导我如何调和众口、烘托卖点。比如心理平衡。我看我周围的豪商巨贾，心中月明星稀，水波不兴。百年之后，没有人会记得他们，但是那时候的少年人会猜测苏小小的面目如何娇好，会按我的指点，爱上身边常穿一条蓝布裙子的姑娘。

倒立着两边不靠，总不是稳态。我依旧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年轻的时候，这种样子叫做有理想。到了我这种年纪，我妈说，这种样子就叫做怪物。

2002/6/14

橡皮擦不去的那些岁月痕迹

冯唐

总体上说，和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南方报纸杂志相比，北京的报纸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