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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反应是打我同事的手机，看我自己是不是工作过度，开始幻视幻听。

2003年的春天，北京没来沙尘暴，北京来了非典。

山非山，水非水，生活改变。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感觉北京金刀大马，马路老宽，小孩子可以象我小时候一样，在街头踢足球，在便道打羽毛球。十几年来，第一次重游北海，丁香还盛，杨柳还青，“仿膳”还是国营的、还号称慈禧爱吃、红烧驼掌还是一股脚丫子味儿。几年来，第一次接到婚前某女友的电话，问还好吗，问邮寄地址，说刚买到城里最后一箱N－95口罩，说放下电话就会用特快寄出。一年多来，老婆第一次主动下厨房，麻婆豆腐，蒜蓉西兰花，我问她会不会做香辣蟹、福寿螺。

山非山，水非水，工作改变。第一次从周一到周五不用穿西装。老板的目的不是放松下属，而是希望同志们一天一洗衣服，远离非典。第一次七点之前回家不感觉负疚。反正客户已经在家办公了，隔壁写字楼也被封了，我一个人急有什么用呢？七点回家，春夜方长，看老婆和玫瑰花，磕瓜子和新闻联播，读《霍乱时期的爱情》和《临床医学的诞生》。第一次，所有人都成了医学爱好者，讨论冠状病毒长得什么样，为什么激素有效，什么时候出现疫苗。第一次想，为什么要求经济每一年每个月都要增长呢？为什么要求自己每一周每一天都要向上呢？

山非山，水非水，观念改变。第一次，大家了解，自然要敬畏，个人卫生要注意，当众打喷嚏、随地吐痰、烂杀邪吃是罪大恶极的。第一次，大家知道，除了道琼斯、恒生指数、GDP，还有非典指数：多少新增、多少疑似，多少死亡，多少出院。还有一群穿白大衣的同志，踏着生死，每天干着十几个小时，领着很少的工资。第一次，大家明白，无论庶民公侯，说话做事都是要负责任的，没有报纸电视还有互联网，没有互联网还有短信息，没有短信息还有人心。

2003年的五月底，坐在出租车上，三环东路又开始塞车了，街边的火锅馆子又基本上满了人。车上的收音机里，一个经济学家在发言：“非典的影响是短暂的、局部的、可逆转的。”手机上老总留言：明天穿西装，见客户，新项目启动。写信谢我的前女友，告诉她我没得非典，但人却被N－95糊得缺氧。问她为什么好久没有音信，她回了一句恶俗的台湾爱情诗：有时关切是问，有时关切是不问。这样水波不兴，你好我也好。山还是山，水还是水，生活和工作终会照旧。希望观念的改变能留得长久些：敬天悯人，相信人心。

学医的时候，老师讲，人是要生老病死的，致病微生物是到处存在的。回家刻了颗阴文印，截朱敦儒的《西江月》：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

2003/5/21

挣多少算够

冯唐

开始挣钱之后，不能再把父母家当食堂，不能睡到“自然醒”。于是常想，挣多少就算够了，可以把楼口的川菜馆子当一辈子的食堂，天天睡到大天亮。

先不考虑能挣多少。领导说，人有多大胆，田有多大产。村民说，要想富挖古墓，要想富扒铁路。然后村干部在村民的院墙上写标语：私造枪支是违法的，武装抗税可耻，坚决打击刑事犯罪。字色惨白，斗大。

“挣多少就算够了“可以分解成两个问题：挣钱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明确之后，量出为入，应该挣多少？

挣钱的目的可以简单概括成三种：一、为了近期衣食无忧，二、为了有生之年衣食无忧，三、为了金钱带来的成就感和权力感。

如果目的是前两种，需要进一步问的是：你要的是什么样的衣食无忧？穿老头衫、懒汉鞋，喝普通燕京啤酒，住大杂院，蹬自行车，想念胡同口四十出头的李寡妇，是一种衣食无忧。飞到意大利量身定制穿绣了自己名字缩写的衬衫，喝上好年份的波尔多红酒，住假前卫艺术家设计的水景豪宅，开兰勃基尼的跑车，想念穿红裙子的金喜善，是另一种衣食无忧。

即使现在选定了生活方式，还要能保证将来的想法和现在基本一致，才能保证计算基本准确。“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现在习惯鲍鱼，退休后不一定能习惯鲫鱼。还要考虑意外，天有不测风云，比如婚外恋、宫外孕等，所以计算要用风险系数调整。

如果是第三种目的，你希望呼风唤雨，管辖无数的人，每次上厕所用无数个马桶。你没救了，只有一条路走到黑，成社会精英，上富豪榜或是进班房。

生活方式确定，衣食住行，吃喝嫖赌，每年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