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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着尹凡说，要说当老师，真正功底厚实的还是尹凡，货真价实的研究生！

又一杯酒下肚，肖亦田脸色由红转白，说话口齿也有些不大清楚了。他抬起头，看见挂在墙壁上的书法，伸出一只手指头，一边点，一边念（其实上面的狂草字他多数认不全，只是凭记忆背诵）：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嘻嘻，我辈岂是蓬蒿人！

瞧肖老师的雄心壮志，果然不简单！有人马上说。

这这不是指我，是，指的是你们哪，你们，将来要成为河阳政坛的精英，不要辜负了我，我对你们的一片期望。哈哈

见肖亦田醉了，众人连忙将他扶起，马兰指挥着让卞虎开车送他回党校，这边众人还不忘了“派”定下一回聚会的东道主。

在党校学习，看起来天天排满了课程或各种活动，但由于最后的考试和所谓“结业论文”都不过是一道形式，所以用不着动多少脑筋对付，尹凡对机关的事眼不见心不烦，脸上还渐渐胖了起来，别人看见都说他长了几斤肉。尹凡自己趁这个机会思考了一下今后的前景。他想，新来的部长还没接触过，不知道人到底如何？假如真的像刘咏这样的人得宠，那机关还有什么混头？自己一介小科长，还是副的，虽然还挂了主任科员这个职级，能够接近于讲师待遇，但就这样熬下去也不知何日是个头。唉，正所谓得兔忘蹄，得鱼忘筌。他把桌子上那些党校发的课本扫了一眼，又想，反正当初报考公务员的目的是为了将妻子调进河阳市，现在这个目的已经实现了，再这样混下去也没有必要了，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想到了走，那就要选择一个去向。去哪儿呢？河阳一个区区小市，贫穷落后，经济不发达，文化教育事业更落后，像自己这样学社会学专业的，除了教学，只能搞一点研究。可市里面只有一家高专需要社会学专业的老师。自己从那地方出来，再回去是不可能了，无颜见江东父老。而社会科学研究单位，除了一个市委党校沾点边，再别无分店。想来想去，他忽然想到了范老师。

范老师是自己的硕士生导师，不知他现在身体怎么样？范老师近年来除了带研究生，学问已是不大作了，毕竟高龄了。在尹凡看来，作学问和所有的脑力劳动没有太大差别，虽说出成果要靠积累，但一旦年龄大了，思维不再活跃，新知识难以吸收，创新的灵感也渐渐熄灭，即使写论文也只能是炒炒现饭。像范老师这样很早就在国内出名的社会学专家，不再写书也不影响他的名气，如果写出跟不上学术潮流的论文，反倒会损坏声誉。不过他虽然不再亲自动笔写书，但学校乃至校外一些指令性的研究课题还常常会请他挂名甚至领衔，这些课题出版时，他的大名依然摆在显赫的位置。这是因为，课题虽然不需要他亲自动手做，但挂了他的名字，就使得其学术价值自然而然得到“提升”——这似乎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方式。老师从教几十年，弟子门生满天下，本省各学术单位、大专院校甚至省直一些厅局都有，就连上海、北京也有他的学生。想到这儿，他忽然开了窍：我为什么不想法到省城去发展，何必留在这个地方呢？当初毕业之所以分回到河阳，一是因为没有门路，二也同时是缺少社会阅历，不知怎样操作。现在可得在这方面动动脑筋了。

政界乾坤　第二章（3）

想到这里，他给范哲老师写了一封信，信上先是向老师和师母问候，说又隔了这么久没有见到老师师母，心中十分想念；然后再说上次去省城参加社会学年会，老师关于希望自己的弟子中能够有专心作学问，以后好传承和发扬老师的学术精神的人，这番话对自己震动很大。回来后思之再三，终于下定决心，想回过头来教书或搞研究。可河阳已是无用武之地，祈望老师向学校领导推荐，让自己能到省城大学、到范老师的门下、到社会学专业去教书。

虽说给老师的信已经发出，但尹凡知道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他同时又给一位已经在省社会科学院院报担任副主编的师兄打长途电话，把自己的处境和想法说了一下，问能不能去那儿“高就”一下。那位师兄先是对他的想法“不敢苟同”，说现在的人都巴不得往机关里跑，省社科院这几年调进机关，给领导当秘书、到处室当科员，甚至到机关的下属单位去混的人是一拨又一拨。即使留在这儿走不了的，真正作学问的扳起指头也算不出几个，其他人不是偷偷在哪儿开个店，就是暗中替一些厂家搞推销拿提成，反正比作学问来钱。“作学问多苦，吃力不讨好的事，简直不是人干的”！这是师兄最后的总结。不过师兄又回过头来说，社科院虽然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