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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为了明确我们所犯的错误，弄清犯错误的原因，思考以后避免重犯的方法。

越南问题以及我的卷入严重影响了我的家庭，但我不会详细叙述这方面的情况。我这么说，内心并不轻松，从本质上讲，我是个独立的个体。我们有许多更富于建设性的方式讲述我国在越南的经历，过多地探究我个人的荣誉、成就、挫折和失败并不可取。

回顾越南问题时，我常常想起三十年前约翰·F·肯尼迪总统宣誓就任后的令人兴奋的几天里玛格丽特让我注意到的几句诗，是T·S·艾略特的《小精灵》中的几句：　我们不应停止探索我们探索的终点将是我们出发之所在和安天知命之时我还未停止探索，还未充分了解天命，但是我经历了自我暴露和自我发现的历程，所以我认为我对越南问题看得比六十年代时清楚得多。这的确是一个新的起点。

那些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从我们的经历中能得到什么样的教训？

（一九一六年六月九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

大道在林间一分为二，我踏上了那条暂短之途，不同的结局竟由此产生了。

——　罗伯特·弗罗斯特：《意外之途》。

约翰·F·肯尼迪就职的次日，是我一生中最感自豪的时刻。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整，与其他九位被任命的新部长一起，我们聚集在白宫的东厅，等候宣誓就职。我们排列成一个半圆的队形，正好位于那架枝形水晶吊灯下方，面对着身着黑色礼服的首席法官厄尔·沃伦，我与同伴们众口一词地完成了誓言。总统和夫人、国会要员、以及我们的家人目睹了这一仪式，随后，总统上前向我们表示了祝贺。

我是美国第八任国防部长，并且是到那时为止最年轻的一位。但是，在到场的人中，我还不是最年轻的人物，尽管，当时我只有四十四岁。总统只有四十三岁，而罗伯特·　F·肯尼迪时年则仅为三十五岁。与这里的许多人物相同，我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中成长起来的，并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军官。约翰·F·肯尼迪总统相信，我会用工商界的管理技能来处理军事事务，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统计控制管理的军官，我和一些来自哈佛的同僚们已经这样做了。再次应召为自己的祖国效力，我感到极度兴奋和激动。

我进入白宫东厅的历程开始于旧金山。人们的欢庆场面，在我心灵中留下了最早的记忆。那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当时我只有两岁。人们的欢庆不仅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且他们还认为，美国和其盟国的胜利将标志着所有战争的终结，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就非常坚定地相信这一点。

显而易见，事实并非如此，二十世纪正在步入一个血腥残杀的时期，迄今为止，它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地球上一亿六千万的人口，正丧生于这一时期。

一次大战时的生育高峰造就了我，到一九二二年我上一年级时，它也导致了教室的极度短缺。我们在一间木板搭成的棚屋中上课，住宿条件也极为简陋，但教师却是出类拔萃的。每到月底，她总要进行一次测验，然后，根据同学们的成绩重新分配座位，名列榜首者将会坐到最左边一行的首位。

我下定决心要占据那个位置。班上的同学大都是WASP——白皮肤的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教信徒——但是，阻挡我登上前排首席的强劲对手，却总是那些中国、日本和犹太同学。每当经过一周的刻苦学习后，我都要与邻居的朋友们一起玩耍，度过两天的周末，而我的对手们则会去自己民族的学校，学习他们祖先的语言，接受他们那些历史悠久、颇为复杂的文化熏陶。星期一他们再次返回我们的学校，与那些爱尔兰血统的同学一争高下。令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他们取胜的次数是寥寥无几的。

在学业上争当第一的动机，与我的家庭有关。我的父母都未能踏入高等学府的殿堂（我父亲从未接受过八年级以上的教育），他们强烈地期望我能做到这一点。这样的意愿左右了我的人生。

每当人们回首以往的岁月时——就我而言，回顾以往的七十八年时——总能发现某些事件，对他们的成长和信仰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里我想提到三件事。

“大萧条”就是其中之一。一九三三年，我高中毕业，那时，整整四分之一的美国成年男性失去了自己的工作。由于无法养活自己的家人，一位同学的父亲自尽身亡。另一位朋友，她是一个富裕家庭的女儿，加入了共产党组织。

激烈的工人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