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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尔格却满有信心地表示：“中国共产党出了一个顾顺章，难道国民党就没有张顺章，马顺章么？只要我们方法对头，肯定能找到这样的人。”

方文觉得佐尔格说的有理，于是，再一次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柳忆遥。

柳忆遥接到任务后，并未觉得有多冒险，反而认为可以一试。

又过了两天，得到了张冲的回答：手迹可以送出，但代价是二万元。

后来才知道，二万元是指二万美金。这样的价格真是高得吓死人。别说佐尔格拿不出来，就是“蔡老板”一时也筹不到这么大一笔款子。

佐尔格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照价付款，但需先交字条，后付款。

为此，情报小组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

方文认为：“二万美金是多么大的一笔钱，能为革命做多少事呀！而现在毫不痛惜地将这笔巨款送给国民党特务，未免太不爱惜革命财产了！”他坚决不同意浪费这样大的一笔钱买一张小小的字条。

佐尔格则认为：“张冲在中统内有一定地位，他没拒绝我们的请求，说明他有意和共产党保持一定关系。如果这笔交易成功，既有了牛兰的字条，又等于我们已收买张冲为我方的情报员。我们手里有了这个把柄，他就不能不为我们工作。”最后，佐尔格提醒方文，“究竟是金钱重要，还是牛兰的生命重要？舍不得钱，就得不到证据。你必须认清，政治交易不能用金钱计算。”

佐尔格说服了方文。下一步就是如何筹集这笔巨款。

万般无奈下，佐尔格只好用电台向莫斯科中央总部报告营救牛兰夫妇的进展情况，要求组织上火速送来两万美金，用以作为营救牛兰夫妇的特别资金。

莫斯科中央总部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佐尔格的请求，并告知两名押送钱款的同志已上路。

在哈尔滨有一处共产国际远东地区的秘密联络站，确切地说是苏军总参情报部的秘密机关，所有往返中国的情报人员，都必须在此报到，转接关系。负责人是位德国共产党员赫尔曼·西伯勒尔，运送巨款的任务就交给他来完成。

为了安全起见，西伯勒尔将薄薄的钞票捆儿分散地放在各个口袋和一条专门缝制的贴身腰带里。可以说西伯勒尔浑身都是钱。

当时，在哈尔滨还有一个叫奥托·布劳恩的德国人。此人，便是后来派到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

布劳恩受共产国际（实际为苏军总参情报部）的委派，前往东北进行对日情报侦察工作。由于伪满洲国成立，日伪加强了对抗日武装的“讨伐”，布劳恩无法开展工作，只好辗转到哈尔滨，在西伯勒尔的联络站住下，一呆就是好几个月。由于布劳恩到东北后工作一直没有进展，上级严厉地批评了他，为此布劳恩在哈尔滨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如今，他听说西伯勒尔要去上海，强烈要求和西伯勒尔同行。西伯勒尔考虑，两个人上路能互相照顾一下，便答应了布劳恩的要求。

两人坐上了开往大连的火车，在傍晚时分到达新京（长春）。第二天，火车继续南驶，到达大连后，两人换乘一艘日本客轮前往上海。

两位送钱的德国共产党员（应该是一位，布劳恩不知道送钱一事）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们的艰巨任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将钱送到目的地，交给了佐尔格。

西伯勒尔返回了东北，而布劳恩则滞留上海不归。尽管共产国际对布劳恩此举十分不满，但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阿瑟·尤尔特却替布劳恩说了不少好话。不久，布劳恩便正式留在上海。

有了二万美金，方文便遣柳忆遥前去交易。很快柳忆遥把一个三寸长，一寸宽的小纸条交给了方文。上边写了两行外国字，像是俄文，因方文不认识俄文，难辨真假，只好尽快交给了佐尔格。过了两天，佐尔格给了方文一个小包，并对他说：“货是真的。这是货款，望速付对方。”

货款交给对方后，国际进步势力便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

1932年5月，国民党军事当局迫于种种压力，以江苏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义开庭审理牛兰案件。庭审在南京、苏州两地进行了多次，先后几十名中外记者经特许到庭旁听。在法庭上，牛兰夫妇及辩护律师一次次揭露和抗议国民党当局的非法行为，诸如，中国法院审理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人违反中国有关法规；法院不允许被告聘请外籍律师、阻止律师了解案情；嫌疑犯被关押一年超过了中国法律允许的时限；被告被关押的一年中在六所监狱里转换，遭受非人待遇；开庭审理